《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园林作了如下界说：“在一定的地域运用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按照园林的隶属关系分类，中国古典园林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型：皇家园林、寺观园林、私家园林。在古代徽州，寺观园林和私家园林分布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形成了自己的地方风格，是徽州园林的主体。如果用发展眼光看，徽州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如黄山、齐云山，以及歙县西干等，既有自然之美，又具人文之胜，与古典园林关系十分密切。另外，徽州传统村落，散布在新安大好山水之间，村民对村落水口刻意规划，精心营建，使之成为一座座开敞的园林化空间，发挥着重要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古代的公共绿地。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两者亦应包括在内，其内容另有专文介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寺观园林，即佛寺和道观附属的园林，包括寺观内外的园林化环境。“徽俗不尚佛、老之教，……所居不过施汤茗之寮，奉香火之庙。求其崇宏壮丽所谓浮屠老子之宫，绝无有焉”(许承尧《歙事闲谭》)。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宗教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所以宗教建筑与世俗建筑没有太大差异，梵刹紫府实际就是住宅的扩大和宫殿的缩小，寺观园林亦与私家园林几无区别。寺观大多建在风景优美地带，浓绿参天，花木掩映，亭榭雍容，池台明丽，寺、观建筑与幽雅的园林及寺观外围的自然风景相结合，成为人们游憩佳处。清同治《祁门县志》记载南宋绍兴元年(1131)岳飞率军过祁门县，憩东松庵，题记壁上：“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岳飞于军旅倥偬中为后世留下了文情并茂的游记，使我们从中领略到徽州寺观园林的魅力。

　　明弘治《徽州府志》载：“本府有寺观，则始於晋，历唐及宋元而益炽洪。”徽州最早见于史籍的寺观，佛寺为建于东晋太兴二年(319)的休宁县万安南山庵，道观为建于唐乾封一年(666)的歙县乾明观。明至清中叶，建筑日渐增多，徽州名胜之地均有寺庙。据清道光《徽州府志》记载，当时徽州府属6县有寺院庵堂435处。道教建筑也陆续兴建，明清之际，仅当时已成为江南道教中心的齐云山就有宫观47处，道房36处。、道教的流行，使寺观园林也开始兴盛。因此，徽州寺观园林的出现似乎可以上溯到东晋。唐以降，比较著名的寺观园林有太平兴国寺、星岩寺、玄天太素宫、慈光寺等。

　　太平兴国寺，唐名兴唐寺，俗称水西寺，位于府城外西干，唐至德二年(757)建。唐贞元末(804)，张友正撰《歙州披云亭记》描写兴唐寺：“回廊翼旋，飞阁云褰，万家井邑在我宇下，实一方之胜概也。”唐代诗人张乔亦有诗：“山桥通绝境，到此忆天台。竹里通幽径，云边上古台。鸟归残照出，钟断细泉来。为爱澄溪月，因成隔宿迥”寺已不存，唯长庆院塔尚在。

　　星岩寺，旧名周流寺，俗称小南海，位于歙县岑山，五代吴天佑八年(911)始建。岑山兀立渐江之中，“郁然孤峰，溪水环之”(弘治《徽州府志》)。清康熙年间，岑山渡人程且硕返里，记其胜云：“松桧插天，四时青翠”，“有师山读书楼及郑公钓台……文昌阁”，“殿右小阁日昙汛，境最幽邃”(《歙事闲谭》)。星岩寺园林风景绝佳，名播遐迩，明代王善庆《过周流寺》诗：“云埋殿阁周流寺，春水冲撞复到山。僧衲挂枝庭树老，禅床措石洞云闲……”十年浩劫中毁于愚昧，歙人言及薏欢笸蟆

　　玄天太素宫，位于休宁县齐云山，宋宝庆二年(1226)始建，后代屡有修葺。1966年后毁坏殆尽，90年代恢复正殿。太素宫建筑群共三进，山门外为“玄天金阙”坊，六柱五楼门楼式。过山门经渡仙桥，跨虚危池，穿二进殿门，即至正殿。殿前两侧有廊庑、钟鼓楼，神道左右各植柳树，杨树。太素宫选址绝妙，背倚齐云岩，左峰石鼓，右峰石钟，夹屏两峰为辇辂，宫前香炉峰“挺然拔出莽苍中，不与群山相属”(明·程敏政《游齐云山记》)，峰巅明初铸建铁亭。雄丽的道观建筑座落在群峰环峙之中，“香炉捧出仙人掌，辇辂行来织女桥”(宋，程从元《云岩》)，园林化的环境真是气象万千，目不暇接。难怪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典园林史》将太素宫作为寺观园林10例之一予以介绍。

　　慈光寺，位于黄山朱砂峰下，旧名朱砂庵，始创于明隆庆间(1567-1572)，万历三十年(1611)，神宗赐额“护国慈光寺”。现有建筑为80年代后建。寺周群峰盘结，古木环抱，“日光筛落，如行荇藻中”。而“磬韵香烟，穿石而出”，“地忽平旷，有佛舍巍然”(清·刘大櫆《黄山记》、明·徐霞客《游黄山日记》)。慈光寺殿宇庄严，殿前有池，中界石桥。藏经楼附近有木本莲花，树大如拱，芳气袭人。《寄园寄所寄》的作者赵吉士有一首七律，描写了慈光寺内外景致：“客到山门噪白鸦，佛光四面现昙华。钟鱼隐隐传天梵，台阁层层簇石霞。百啭时闻山乐鸟，一株独放木莲花。长空碧落流丹液，如向云中泛月槎。”明代造园家计成认为“园地惟山林最胜”，“千峦环翠，万壑流青”(《园冶》)，隐于此间的“松寮”(即僧舍)，印证了一句古话：天下名山僧占多。

　　私家园林，徽州大多称之为园、园亭，它属于官僚、地主、官商，以及文人所私有，实际是第宅的扩大与延伸，是园主人日常游憩、宴乐、会友、读书的场所。徽州私家园林多数为宅园，依附于第宅，也有少数单独营造。另外还有数量不多的书院园林，其内容与私家园林相类。

　　中国私家园林最早见于汉代，以后各代都有发展，至宋代，造园风气更盛。明、清两代分别在中叶形成造园高潮，私家园林达到了高度的技术和艺术水平。清末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园林结束了它的古典时期，进入现代园林发展阶段。

　　徽州私家园林最早可能出现在宋代，当时徽州商业资本日益活跃，特别是南宋建都临安，对徽州商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同时，为应科举及传播朱子理学之需，教育发展也很迅速，文风昌盛，儒学蔚兴，科举及第者众多。经济文化的较快发展，为园林的兴盛提供了必要条件。加上宋高宗在临安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花园，仅御花园就达40多处，其他贵族大臣竞相效仿，流风所及，徽州不能不受其影响。北宋见于史籍记载的徽州私家园林主要有：崇宁年间(1102-1106)，休宁县汪若楫于藏溪建秀山书院，这是徽州创立最早的书院，汪氏有“秀山十景诗”。政和年间(1111—1117)，绩溪县许润于沈山建乐山书院，构天月亭、南楼数楹，可望览。南宋徽州私家园林较多，著名的有：休宁县商山吴儆建竹洲吴氏园亭。绍兴二十九年(1159)以前所建的黟县碧山汪勃别业培筠园，内有“白鹤馆”诸景，诗人张九成(1092-1159)诗碑今尚存。休宁县尚有朱权建首村朱氏园亭，有芳洲景星楼、濯缨亭、拂云亭等居休游乐之所；赵戴建龙源赵氏园亭，有云屋、省心亭、翠侍亭、问道亭、有有堂，多名士题咏；吴钦建璜原吴氏园亭，有延桂楼、临清桥、花圃、观化亭，吴氏自宋亡即营此自娱不仕。歙县风雩亭，绍熙二年(1191)舒磷辟学舍后圃，依山城而建，为士子藏修游息地。

　　元代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特别残酷，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徽州私家园林发展也处于滞缓状态。弘治《徽州府志》仅载数处：婺源县庆源圆镜山房，詹复心隐居之所，有八景，其婿诗云：“镜峰园林尚如昔，苔源石径迷行迹”。休宁县朱伯初建月潭朱氏园亭，有石门、临清阁、观澜亭、钓雪舟、平林小隐、桔隐堂。休宁县尚有岭南黄一清所建秋江钓月楼，会里程天经所建醉经堂。

　　明、清时期徽商兴盛，称雄商界数百年。徽商贾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戴震集》)，文化素质普遍较高。民国《歙县志》谓“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所居广园林，侈台榭”(《歙事闲谭》)，形成了徽州造园的高潮。歙县丰南山水平远，风景秀丽。吴氏家族世代业盐，在故里筑室卜邻，“园亭树石，错落分布于其间”，园墅麇集，颇为繁盛。歙县《丰南志》载有园林41处，明代丰南十大名园，大抵在其中。另外，明、清时期“扬州以园亭胜”，而“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陈去病《五石脂》)。徽商世代侨寓扬州，园林多为徽州人所建，据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载淮安河下的园亭有65处，其中徽商程氏所建即占三分之一。明末江南名园中的影园、休园、嘉树园、五亩之园，园主皆为歙籍郑氏四兄弟。清康熙年间扬州八大名园亦近半数为歙籍人所建。扬州园林之盛，徽商“与有力焉”。反之，徽州和各地的园林艺术交流，又促进了徽州私家园林的发展。明、清时期徽州私家园林很多，仅民国《歙县志》所载当时歙县就有20余处，更多的园林已湮没无考。兹例举数处，以见大概。歙县丰南曲水园、果园、十二楼、清晖馆。十二楼为明代吴养春别业，园内石假山仿倪云林叠狮子林式；清晖馆为明代吴肇南别业，吴氏自为记。歙县尚有潜口水香园，唐模檀干园，雄村竹山书院、非园，西溪不疏园。非园为清代乾隆年间曹文埴建，有欲榜斋、排青榭、旷如亭、水香台等十二景，清代诗人袁枚有诗云：“墙外风帆入座飞，林中怪石迎人揖。层层水木湛清华，对景怀人意倍加……”。不疏园为清代乾隆初汪泰安经营创建，有勤思楼、黄山一角、六宜亭、山响泉、不浪舟等十二景，园内有丰富的藏书。许承尧《歙事闲谭》提及明代的名园还有歙县遂园，休宁县荆园、季园、七盘园，“人清后则名园寝多矣”。

　　徽州传统住宅不少富有园林情趣，天井、庭院处理颇见匠心，不妨将其视为宅园。如黟县西递西园，桃李园、枕石小筑，宏村德义堂、承志堂，以及歙县徽城王宅等。

　　从以上史料中可以发现，徽州私家园林的发展历史大致与中国私家园林的发展同步，它表现出江南园林的共同特点，又具有地方特色，以下就竹洲吴氏园亭、溪南曲水园、雄村竹山书院、西递西园加以分析。

　　竹洲吴氏园亭，位于休宁县商山村，南宋淳熙五年(1178)前后吴儆建。吴氏旧居之前有竹洲，“因其地势洼而坝者为四小沼”，“又乘地之高，附竹之阴，为二小亭”，其一面溪山。亭南为堂，堂北为仁寿斋、静观斋。有堤“高出氛埃，旁临旷野，溪流其下”，“据堤为二亭”。园内艺菊植荷，种四时果蔬，杉为“直节苍梅乃“梅隐庵”。吴氏自为记云：“柳子厚谓‘凡游观之美，奥如也，豁如也。’是洲蕞尔之地，而高下曲折，幽旷隐见，殆具体而微者。”此园不以筑山取胜，而以水景、花木见长，体现了宋代园林简远、疏朗、雅致、天然的风格特点，简约是宋代艺术的普遍风尚，吴氏园亭受其影响，景物以少胜多，整体性强，不流于琐碎。园内建筑密度低，且多单体，无游廊连接，不以建筑围合或划分景域，植物配置亦以丛植为主，虚实相衬，于幽奥中见平旷。由于造园诸要素删繁就简，从疏布局，益见开朗。吴氏园亭景题多取义诗文，寓情于景，直抒胸臆。如以杜甫诗句命名的“静香”亭，袁明道诗句命名的“静观”斋，以及寓意操守的“直节”、“梅隐”等。景题的“诗化”，拓深了园林意境，点出了象外之音。该园尚“有竹千余”，并大量种植菊荷兰蕙，作为园林雅致格调的象征。吴氏园亭因山就水，利用原始地貌，稍事改造，即臻其妙。园内并设果园菜圃，既表现了园林的天然野趣，也增加了浓郁的生活气息。

　　曲水园，位于歙县丰南村，明中叶吴玙建。明代诗人、剧作家歙人汪道昆(1526—1593)有《曲水园记》，描摹如画。全园以水榭为中心(榭即日“中分”)，环池再错杂使用走廊、林木、假山等手法，分隔成三个景区：“池南则‘万始’(亭)尽‘御风’(台)，池北则自步榈(即走廊)尽‘藏书’(楼)，东自‘高阳’(馆)尽‘止止’(室)，三分鼎立”，又联为一个整体。曲水园以水景见长，园“修广不啻十亩”，“其中凿池，坼南北为天堑”，引圳水，经涧人池，“句如规，折如磬”，曲折有致。水面处理，有聚有分，涧上跨桥，池中筑堤、并布置矶、屿，与桥、堤一起分隔水面，使水面等空间相互渗透，似断而续，曲折深邃。明代园林的特点是叠石盛行，徽州私家园林亦莫能外。曲水园山景主要有四处：万始亭北，“累白石”为群玉山；洞房北“当户一卷石”，特置孤峰；三秀亭南“累黝石为小山”；高阳馆南“聚美石为山，震泽产也”，即以江苏太湖石掇山。这座湖石假山临水而构，山水相互衬托，疏茂相属，高下相错，峰峦回抱，洞壑幽深。曲水园建筑与山、池、花木相互协调，有机联系，共同组成园景。屋宇类型有堂、馆、楼、阁、亭、台、榭、廊等，其中廊还有阁道，即复廊。这些建筑环池布置，互为对景，形成完整的构图。曲水园花木配置也颇具特色，百品千章，林木翳然，这从园记中多次使用“穿薄”一词，可知园景苍古深郁。明代园林承传两宋而继续发展，由于文人参加造园实践，私家园林更多地追求雅逸和书卷气，以抗衡园林的“市井气”和“富贵气”。徽州私家园林虽多为富商巨贾所建，但徽商亦儒亦贾，文化素质较高，有些还延聘著名文人为之筹划经营，所以园林风格雅而不俗，并影响到寺观园林。如和曲水园同时、同地而建的果园，“花木敷纡，泉石幽邃”，相传为唐寅、祝枝山所规划，事见乾隆二十六年(1761)，程读山《雨窗绝句》。园林风格的这种微妙变化，汪道昆已敏锐察觉，他在园记中指出：“若王公贵人，游闲处士，诸所建置备游观者，大较可得而言，已庳则苦而俭于文，已美则甘而伤于雅，鸿胪君(吴玙)乃得中制，不有足术者乎。”正由于吴氏“得中制”，曲水园虽“佳丽甲于吾土”(明·吴肇南《清晖馆记》)，却庳而文、美而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竹山书院，位于歙县雄村，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干屏、曹唤青兄弟所建，清代诗人沈归愚撰有《竹山书院记》。书院建于雄村水口桃花坝上，东临渐江，遥对竹山。书院南为讲堂，北为园林，园东隅增辟一门。由东门人园，至眺帆轩，轩滨江。园三面由建筑围合，形成主景庭院。西为清旷轩、百花头上楼，轩、楼之间隔以小天井，以廊连接。轩前有露台，置石雕低栏。轩南为“千竿滴翠”，循廊南行，则为牡丹圃，姚黄魏紫，极尽妍丽。圃一隅掇石山，旁逸古梅；另一隅植山茶，楚楚动人。这一组建筑延纡园的西、南面，曲槛迥廊，敞轩小阁，虚实相间，错落有致，构图生动活泼，极富变化。园北耸峙凌云阁，上祀文昌，书院园林主题隐喻其中。园东作开敞式处理，面山临江，仅以矮墙分隔内外。数峰扫黛，一水揉蓝，绛云绕园，风帆入座，极尽借景之能事，相传是清代诗人袁枚的设计构思。清旷轩露台下有池曰“秋叶”，池畔植杏，池水蜿蜒流经凌云阁前石桥。园内平岗叠石，浅溪驾梁，金粟飘香，风铎悠扬，与园外景致浑然一体。从乾隆到清末，私人造园活动遍及全国，从而出现各种不同的地方风格。竹山书院是清中叶江南园林中较有代表性的地方园林，故《中国古典园林史》将其作为清中叶至清末江南园林的十三个实例之一加以介绍。其园林艺术主要特点是；构图的天成之趣，意境的象外之旨，技法的简远之致。竹山书院选址极佳，所谓“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园冶》)徽州村落水口是村落形态中园林情调表露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雄村水口“缘溪之曲，筑平堤，艺佳树，苍翠无际、隐隐为画图”，并建有“崇功报德祠”、“武帝行宫”、“雄村上社”，以及方胜亭等建筑，竹山上的慈光庵也隔江在望。书院建在水口，则使一座仅二亩余的园林获得无限深远的观赏效果。尽管园内建筑物较多，凌云阁体量又大，但由于选址巧妙，书院成为雄村水口的园中园，故并不感到建筑密集，体量厚重，园林空间的经营达到了很高境界。竹山书院对借景技巧的运用已臻极致，《园冶》云：“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书院虚其临江之面，以“延山引水”手法，将新安大好山水景致摄取人园，作为主要观赏对象；而园林本身的山池仅稍事点缀，与优美的自然环境融成一体，“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清光绪年间歙县知县谭复堂记竹山书院：“缭以短垣，面新安江，峰壑如屏。帆缆上下，擅胜在远，山泽之姿，可以坐啸”(《歙事闲谭》)，深谙此园之妙。江南园林重意境蕴涵，不仅借助造园要素来传递意境信息，还采用词赋、匾额、刻石、楹联等文学艺术方式深化意境内涵。竹山书院以多种手法表现意境，将书院园林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栽杏象征杏坛讲学，植桂以寓蟾宫折桂，壁间刻赋，廊内嵌碑，文思优美，书法精妙，与园林情景相互交融。竹山书院园林艺术由于受明末清初形成的“新安画派”影响，保持了宋、明以来园林轩爽清秀的风貌。园内建筑采用徽州民居传统形式和处理手法，饰以高古的砖、木、石三雕，质朴自然，雅健明快，颇类境界开阔、寓伟峻沉厚于清简淡远之中的“新安四家”的作品。如清旷轩与百花头上楼之间的小天井，面积不过四、五平方米，叠壁山却甚峭伟。所谓以壁为纸，以石为绘，“收之圆窗，宛然境游也。”竹山书院是硕果仅存的清代徽州私家园林，其价值自是不言而喻。

　　西园，位于黟县西递村，清道光年间(1821—1850)胡文照建。西园为徽州四水归堂式住宅，三单元并列，每单元前有庭院，以花墙分隔，辟地穴相联系。庭院仅130平方米，进深不足5米，但就在这样一个很小空间里，通过花墙、漏窗、地穴等手法的运用，成功地扩大了景域空间，丰富了层次。西园庭院中点缀花木、盆景、鱼缸、石几，洋溢着雅致的园林情调。“井花深处”小院内的水井，更为庭院平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西园的漏窗、匾额制作十分考究，尤其是“松石”、“竹梅”两石雕漏窗，构图生动，雕工精湛，增加了园林婉约多姿的艺术效果。西园不仅仅将住宅冠以“园”名来传达意境信息，并运用景题，将文学艺术与造园艺术完美结合起来，虚实映衬，妙趣横生，意境蕴藉，回味无穷。“种春圃”、“井花香处”、“云林送思”等匾额文字表达和深化了园林意境内涵，获得象外之旨。清中叶以后，邸宅在一定程度上园林化，居住建筑和园林更密切结合，使“咫尺山林”的园林审美意识进一步升华，西园正是这一时期的佳构。

　　徽州园林目前保存下来的数量十分有限，且都属清中叶以后遗构。它们固然不能充分反映徽州古代园林的卓越成就和高度艺术水平，但仍能总结出许多成功经验和优秀手法。徽州园林和我国其它各地园林相士匕较，有着很多相同的共性，这种共性即《中国古典园林史》所概括的中国古典园林四个特点：一、本于自然、高于自然。这是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主旨，这个特点在人工山水园的掇山、理水和植物配置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二、建筑美与自然美的融糅。建筑无论多寡，也无论性质、功能如何，都能够与山、水、花木三个造园要素有机地组织在之中，彼此谐调，互相补充，达到人工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境界。三、诗画的情趣。中国古典园林是时、空综合艺术，它运用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的触类旁通，融铸诗画艺术于园林艺术，使园林包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四、意境的涵蕴。中国古典园林将文学艺术、书法艺术与园林艺术直接结合起来，寓情于景，见景生情，达到高度情景交融的境界。共性之外，徽州园林还具有不同的个性，作为主要地方园林之一，它有着独特、鲜明的地方风格。

　　充分发挥新安大好山水的优越条件，因地制宜，巧于因借，将天然风景裁剪人园，富有徽州山区特色，这是徽州古代园林的一个主要特点，其风格似与天然山水园相近。中国古典园林如果按照园林基址的选择和开发的不同方式，可分为人工山水园和天然山水园两大类型。前者以城镇居多，基址平坦，以丰富多采的造园手法，创造摹拟天然野趣，所谓“城市山林”，“虽由人作，宛白天开”。后者建在城郊或村野，基址选天然山水片段，因势利导地改造地形、地貌，适当配置造园诸要素，“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徽州的基本属地，在我国皖南丘陵地带，明末诗人钱谦益游黄山时曾记入山途中风物，许承尧以为“摹写最真，可为吾乡总赞。”钱氏之记云：“其地势坡陀荦确，拥崖据壁，溪流萦折，漘岸相错。……溪水清激如矢，或喷沸如轮。文石错落，深浅见底。百里之内，天容沆寥，云物鲜华”，而徽州的“士夫巨室，多处于乡”，因此，徽州园林大多建在乡村，或村郊水口，或山麓田间。徽州各村，“村村入画”(明·吴士奇《丰南溪山记》)，如珍珠般散落其间的徽州园林，将水容山态，村霭墟霏，尽收园内。下面再试举数例。

　　《歙事闲谭》转录清代胡心泉《水香园记》大意云：“吾县西山水平远，居人复工选胜，园亭树石，错落分布于其间，与川岩相映发”。

　　清代吴定《娑罗园燕集序》，记明代所建的娑罗园云：“园之木既古，而地尤旷，北临丰乐之溪，水鸣锵锵，石露拳拳。遥望黄山天都、云门诸峰，如堂如防，游者多爱之。”

　　清代王灼《游歙西徐氏园记》：“园之外，田塍相错，烟墟远树，历历如画。而环歙百余里中，天都、云门、灵金、黄罗诸峰，浮青散紫，皆在几席。盖池亭之胜，东西数州之地，未有若斯园者。”

　　明代汪承《玩芳亭记》：“筑别墅于富资之阳，构祠宇数楹，后倚岗阜之隆，前挹溪山之秀。”辟蔬圃，凿方池，建亭临眺，“环植群木，列莳众卉。周围数里缭以垣墙，俨然一林苑也。”

　　明代吴·肇南《清晖馆记》：“阻巨浸而遥对众山……右天竺，左天马，或危岩苍郁，或萦青缭白，皆隐隐云间。前山则岗联陇属，……横亘如带，中多良田，沟渠绮分。主人凭虚而眺，则五谷垂颖，田家之至乐也。”

　　清《岩镇志草》记“莱园”建亭台上，“名曰‘问稼’。一望西畴，波平绣错，秧针濯雨，麦浪乘风；倚槛课耕，可与农人劝相。”

　　“楼台荒废难留客，林木飘零不禁樵”，这是清代阮元在嘉道年间描写扬州园林的衰败景象。清道光年间，徽商开始衰落，徽州园林也同样呈现衰颓迹象，遗存至今的已属凤毛麟角。但就在现存有限的珍贵历史遗产中，我们仍能体会到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涵蕴。徽州古代园林已为当今园林建设所借鉴，尤其是徽州园林化的村落水口规划理论与营建，更是新园林体系可批判继承的财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徽州古典园林曾走出国门，成为中、德两国的文化使节，今后徽州古典园林也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园林文化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