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城市的产生是以城墙为标志还是以市的形成为标志，众说不一。秦的咸阳城和西汉长安城确是由多组宫殿苑林组合而成的一座宫殿城池，市区和工商业者的生活区往往是在城墙周围或被包括在借助自然地势的外郭城内。隋唐两朝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中国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雄伟的长安城内外三重城墙，周回八十余里，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九倍还多。宫殿、官署都被围在宫城和皇城的高墙之中，坊区排列纵横有序，被南北十四条大街和东西十一条大街分割成棋盘状，市区则被固定在东西两区，有墙隔断，与坊区分开。按规定，坊区是居住区，市区为商业区，一切商业活动都规定在市区进行。

　　城墙是权力的象征和维护权力的工具。唐末，朱温胁迫唐昭宗从长安迁都洛阳，首先是拆毁宫室官署，使残喘的雄都顿成丘墟，往日辉煌从此不再。后周定都开封后，原有旧城的外城周回才二十五里，无法容纳需要安置在城墙里的百司官廨、军队营房、官民住宅，再加上“工商外至，络绎无穷”，于是大举扩建新城。周世宗显德二年（954年），“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周回四十三里”，“开广都邑，展引街坊，种植树木”，于是才形成都城规模，建成三重城的格局。其核心是宫城，皇帝居住和理政之所；第二重是内城（即原旧城），安置官署；第三重是外城，主要是居住区和商业区。

　　由唐入宋，社会变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城市坊市制度的突破。据《宋史》卷85《地理志一》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雍熙三年（986年），“欲广宫城，诏殿前指挥使刘延翰等经度之”，企图用城墙将官署民居分开，“以居民多不欲徙遂罢”。于是，北宋都城开封就没有能承袭隋唐长安和洛阳城用城墙将官署与民居分开的格局，很多官署就在内城和外城与民宅、商业店铺、手工作坊分散杂处，由此开始了城市世俗化的过程。南宋临安城，除了大内仍牢牢地包裹在宫墙里且门禁森严外，宫墙外已是另一片天地。如果说唐长安城东墙景风门仍保持着肃杀与威严之气，北宋东京宫城东墙的东华门外则已成为专作大内生意的市场，其中央大道——御街两侧由于店铺林立也成为最繁华的商业街。

　　北宋以后，以都城为代表的大型城市外城规模再也没有超过唐长安城，而南方新兴的工商城市和雨后春笋般的市镇、草市则成为城市发展的亮点。它们有的原是一级行政治所所在，因而有城有墙；有的则因市而兴，但随着行政级别的升格也开始建造城墙，或整修扩建原有的城墙；还有的始终只是劳动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场所或集散地，初兴时既无城也无墙，这种集市在规模扩大后，只要没有升为一级行政单位，即使筑起了防御性的墙，也不能视同城市。同时，自北宋以后，坊市合一，形成街市，坊名还在，坊墙不存，因此，进入坊区无须通过门，只有一个标志性建筑——牌坊，它使人们知道身在何坊。市墙自然也不存在了，整个一条街都是市场，摊贩们甚至一度挤占了官员待班上朝的御路。于是才有《东京梦华录》的生花妙笔，才有《梦梁录》的湖光山色等专门描写城市的笔记类著述，才有荟萃都城风貌的历史画卷《清明上河图》，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古代都市毫不逊于当今现代化都市的喧嚣繁华。

　　要摧毁一个政权时，摧毁其都城或中心城市就成了首要大事，于是有项羽焚烧秦咸阳城大火三月不熄的记录，有董卓迫汉献帝西迁长安而毁洛阳的惨烈，有朱全忠挟唐昭宗迁洛而毁撤长安宫室府廨官宅民居的劣行。百年古都在这类劫难中，或废为丘墟，或仅余断壁残垣，以这些城墙为标志的政权，似乎也随之失去了生命力。改朝换代或政权重建时，兴建都城亦是首要之举，高大的城墙又一次把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包裹进去。于是我们看到唐后期蓬勃兴盛的南方城市，又在大事兴修城墙与府衙中发展着，虽然它们的兴盛大多不是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结果。

　　只有从北宋苏轼的议论中曾透露出一丝新的信息。当时有人建议，宿州（今安徽宿县一带）因多年发展，人口增多，原城已嫌狭小，居民多在城外，应修筑外城。苏轼认为，类似宿州城这种情况太多了，“岂可一一展筑外城”（《东坡文集》卷62《乞罢宿州修城状》）。结果虽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苏东坡已认识到不展筑外城，并不会影响宿州城市职能的发挥，而且如宿州城者尚不在少数，没有展筑外城的也不在少数。不过，他所说的恐怕都是江南的二、三流城市，不直接当敌锋镝，政治和军事地位无碍全局，是否把与城市有关的人口都包裹进城墙也就并不重要。因此，有些城市城墙周匝始终在一里左右，而城墙外面不论是集市还是居民都不受约束地扩展着。

　　南宋定都临安后，大约花了二十年时间，致力于宫殿郊庙建设，形成方圆九里的宫城，又进一步扩建外城。但如果说北宋东京的政治和生活中心还是宫城——里城——外城——郊外的顺序依次扩展，那么南宋临安已形成多中心，外城城门外形成若干大型生活用品批发市场（主要有粮食、蔬菜、水果、水产品、肉产品等），西湖沿岸则形成又一个中心区，楼台沿湖林立，园林斗艳争奇，寺观众多，正所谓“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俨然是一个集居住、娱乐、文化、商业于一体的繁华区，由于各种原因，西湖区并没有被括进临安城圈。据说五代十国时期，曾有人建议吴越王钱填西湖，以建府治，钱认为：百姓借湖水溉田，无水即无民。他不仅不填湖，还大举疏浚，于是，西湖仍然是西湖，虽在城墙之外，却成为杭州不可分割的部分。享受灯火楼台、夜夜笙歌的达官贵人，也绝不认为自己住在城外就成了乡下人。

　　城墙的作用不仅有御敌的功能，还使中国的老百姓被分为城里人与城外人，于是又有了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区分。不知苏轼在乞罢修宿州外城时，是否考虑到这一纸书状，有可能断送了多少人正式成为城里人的梦想，抑或如宿州这样的二、三流城市，城里、城外的区别不如京都等大城市明显；抑或是城周围的居民已经具有了城里人的身份，筑外城与否关系并不大。但苏轼的主张似乎并没有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此后的政府依然我行我素地建造着宫城、皇城和外城，把统治权力包裹在高大的城墙内，还环绕着深而宽的护城河。

　　元、明、清统治者给后人留下的遗产之一，就是国人引以为自豪的雄伟壮观、规划有序的北京城（尽管其规模远逊于隋唐长安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城市城墙为主体标志的权力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尽管城墙的作用在我们的先人输出火药发明之后，在以火器为主的攻击性武器面前，防御功能已大打折扣。

　　城墙在迈向工业化的进程中，似乎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于是有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墙战略性大拆除。今天的北京城由于城墙、城门等主要古城建筑荡然无存，据说已无资格作为整体城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然而，当我们在大举拆除或关注古老的城墙时，是否意识到阻碍我们迈向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这有形的城墙，而是历经数千年凝结在人们心灵深处的无形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