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借文学艺术广为传播，不断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艺术、门窗镂雕、饮食文化、服饰、仪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里，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裤腰带上，都会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装饰印记。

众所周知，作为文学的始源，神话的产生是原始人依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由于认识水平低下，人们不可能用抽象思维对周围世界作科学说明，只能通过宗教的想象和幻想，作形象化的解释。他们信仰“万物有灵”论，把自然界想象成同人一样有意志、有感情。于是产生了关于自然界的各种各样的神话。这是原始人“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周围世界所做出的艺术概括。

文学艺术的发展直接影响了戏剧艺术。佛教与戏剧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唐、五代时，为使佛教经典的内容平易通俗，直接以说唱方式演说佛经故事，慢慢发展出各种戏剧形式与唱白兼用的特色。现今流传的著名戏剧如“三藏取经”、“目连救母”等，在戏剧艺术表现手法、素材来源、思想教益内涵等各方面，都与佛教的流传关联而产生。将佛教中的人物戏剧化，不但为戏剧的诞生提供了丰富故事题材，也为社会广泛传播了忠孝节义的观念，达到了推动佛教教化的意义。

中国说唱艺术专家经过长期的考证，认定古代的“变文”为曲艺艺术的起源之一。变文，是唐朝受佛教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佛教通俗化、佛经再翻译的运动。由于佛经经文过于晦涩，一般民众仍难接受。僧侣为了传讲佛经，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写成稿本后即是变文，19世纪末才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僧侣留下的底本称之为“讲经稿”。稿中每每穿插许多故事，遇到人名地名更是极力描绘，故事部分畸形膨胀，后来逐渐演变，趋向于以故事为主题的方向发展，佛经本身则变成了故事的素材。近代学者多用变文的名称概举俗讲经文及俗赋、词文、话本等说唱文学。尽管学者对其“变”字之谓，多有释疑，变文实质上都是通俗的叙事文学，并以说唱相间为其主要艺术特征，应当视为戏曲和通俗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曲艺中的评书、评话甚至类似西藏的《格萨尔王》史诗类艺术形式也应该源于此，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一些曲艺专家认为，中国佛教历史上的这些特殊的“演说家”，他们同时又必须是一批虔诚而勤勉的口若悬河的“传教士”，他们要坚定地围绕着“先明三世因果，却辩一斋大意”的基本宗旨，施展出超越两晋名士的语言功力，进乡问俗，深入浅出，旁征博引，辩才无碍，与说唱艺人无异。

人类图腾崇拜原始宗教。美术在原始社会，伴随文字诞生、发展。鲁迅先生说，原始人“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可以看出原始人画动物，带有一定的实用目的，他们用巫术“禁咒”野兽达到狩猎成功的愿望，也反映人类通过美术产生审美快感体验。可宗教的体验是严格正统的，在本质上是严格禁止和压抑一切人间感觉的享乐。佛教在早期禁止描绘佛陀，伊斯兰教则自始至终禁止将一切人的形态来作写实性描绘。但，历史上佛教在图像上首先突破，以大量雕塑和绘画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的敦煌莫高窟被誉为“东方卢浮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美术与佛教的结合在这里有精美的展现。

随着佛教的盛行，佛像雕塑成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主流。雕塑艺术发展繁荣的过程，可以充分证明，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中，佛教是最具有艺术性的。艺术与佛教在认识、掌握世界的方式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认知，形成了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的经典佛教艺术塑像的生成。这些雕塑均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北魏时期的造像，南北朝的佛教雕刻，风格各异，或庄严、或浑朴、或静穆，佛的伟力与艺术魅力，相映成辉。

关于音乐，根据可考历史文献，音乐专家们认为，我国的佛教音乐创作来自于三国时期的曹操之子曹植。传说中他在游览鱼山时，忽然听到空中有一种岩谷水声，声音清扬哀婉，良久细听后，深有所悟，于是便摹其音节，根据《瑞应本起经》作曲作词，终成音乐，即是后世传诵的《鱼山梵》。曹植将古典乐曲与佛法宣扬的文字相结合，在传统民间乐曲的基础上创作了佛曲。在民间，文人们描写佛教音乐的传播：唐代姚合“仍闻开讲日，湖上少渔船”描写普通民众对俗讲趋之若鹜，“远近持斋来谛听，酒坊鱼市尽无人”，以及韩愈“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的诗句，描绘了当时佛教俗讲僧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

佛教在书法艺术的传承方面功德无量。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钟明善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佛教传入后，佛教经典要用汉字翻译。对于翻译家，不管是外域的还是本土的，都涉及对佛法的理解，以及对汉字形、音、义的进一步理解。文字首先是作为书写经文的载体，记录佛法佛理。由此开始，中国书法和佛经的传播密切相连，和佛教的传播也密切相连。”为了传播佛法，一些僧人几乎一生都在抄经；长期以来以经文形式留下的书法瀚如烟海。就其书法艺术而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王羲之抄写的《遗教经》、柳公权抄写的《金刚般若经》、苏东坡抄写的《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抄写的《文益禅师语录》、赵孟頫抄写的《佛说四十二章经》、弘一法师抄写的《华严经》，它们都是我国书法艺术中的珍品。

舞蹈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艺术形式，借用舞蹈形式来传播宗教，这已成为宗教传播的一个普遍规律。原始宗教舞蹈几乎都是神灵形象。藏族的舞蹈、萨满教的舞蹈都是典型代表。《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南北朝时佛教在节庆时举行乐舞的盛况：“景明寺在八日节中，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景兴寺“飞天伎乐，望之云表”，“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诸妙入神”。描写了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寺除了继承南北朝时代民俗歌舞的活动之外，还举办庙会、戏场，将各种民间流行的节目汇集于此。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舞蹈家们，以“反弹琵琶”为代表性动作的“霓裳羽衣舞”，传说就是由擅于歌舞的唐明皇创作的将婆罗门舞曲、西域舞曲及汉族舞蹈熔于一炉的作品，堪称为中国舞蹈史上的一颗明珠。

宗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借文学艺术广为传播，不断深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艺术、门窗镂雕、饮食文化、服饰、仪式，在老百姓筷子上，灶房里，房梁、房檐上，桌椅刻雕上，衣服上，裤腰带上，都会出现带有宗教色彩的装饰印记。

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影响的印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依赖于艺术宣扬弘法，艺术依赖于宗教发展的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