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前不久武汉市由于市政建设的需要，把一座百年建筑平移“滑行”90多米，挪到了原来位置的东边。这是武汉市文保单位首个建筑平移个例。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城市中的文物建筑保护日益成为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须共同面对的问题。文物一旦受损便再难复原，因此首要的是让负责市政建设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树立文物保护意识。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一大亮点便是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

文物建筑保护应找到最佳方案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上，需要研究最佳方案。“平移法”并不是最好选择。最好的情况是将城市中的历史环境整个保护下来。

“城市建设中应该很好地把历史的环境和文物都保存下来，对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的最好办法就是原址不动。周围的新建房屋最好能与这些文物建筑‘和谐相处’。如果城市规划加宽了道路，也可以考虑将文物建筑作为道路中间的景观绕行。”郭黛姮说。

郭黛姮表示，政府和开发商在作规划的时候，对“是否要平移文物建筑”这个问题要慎重。“可选项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让它作为城市景观保留下来，或者与新建建筑融为一体。如果能按这两种方案操作，最好还是不要平移。”郭黛姮希望开发商用平移的费用来改造文物建筑所在地块的景观。“可以将文物建筑变为中心的景点，周围加上绿化和其他景观。”郭黛姮建议。

郭黛姮认为，在文物建筑保护问题上，政府有责任出面向开发商提出要求。“政府应该要求开发商将房子保存在原位。当然如果方案做得好的话，古建筑还可以进行再利用，可以通过新的功能调整带来经济效益。”

不过，如果这些都做不到，而采取平移的办法，也不是没有这种先例。“虽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将历史环境和历史地点保存下来，但历史上平移的案例也是有的。比如天安门前的华表都是平移过的，原来并不在现在的位置。”郭黛姮说。

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廖含文的看法是：“平行移动文物建筑虽然可行，但第一成本高，第二不是对所有的结构都适用，第三破坏了原有的城市街区形态和空间，其实也是损失，但起码保存了建筑物本身，属于异地复建的方法。道路绕行是更经济、简单的办法。”

城市建设中文物破坏现象严重

廖含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城市建设中对文物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包括对地下文物和地上文物建筑的破坏。

“以北京为例，比如近年来的张治中公馆被拆，梁思成旧居被‘保护性拆除’等等。”廖含文直言，在文物建筑的保护上，我国做得还不够好，除了世界级和国家级的文物建筑，其他文物建筑的保护都不够妥善，甚至很不到位。

有专家指出，我国文物建筑数量多，面积大，而管理和保护机构又不完善、不健全，文保部门机构经费也有限，管理和保护的真空地带和盲区很多。尽管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台了相关法规，并于2007年再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是因为管理资源的不足，造成了“管不过来、没法管、管不住”的局面。

廖含文认为，城市建设中的文物建筑破坏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一方面是违法的代价太低，而房地产牵涉的利益太大使然。另一方面，“我国对文物建筑的态度是保护而不利用，和西方石质建筑相比，中国古建改造和利用也确实难度更大。”

“建筑长期空置也不利于保护，最终维修费用太高也会导致逐步失修，即没有一个好的机制进入良性保护的循环。”廖含文表示。

政府应切实履行职责

在廖含文看来，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意见》有一些很好的措施，如提高罚款上限，将地方保护文物成绩纳入考核等，并强调了对文物的合理利用，这些都会有积极效果。对现有较完整的，并大量存在的古建、古城可以在维持其外观的同时实现内部改造，使文物建筑融入到城市现代化的生活当中，使人们感受到历史文化氛围，让城市在和谐统一、有机的秩序下包容古建。

《意见》建立了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

廖含文认为此举显示了中央对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问题的态度，但领导干部终身追责是否有用得看执行的力度。“我个人觉得比较难，因为这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不太一样，假使某领导任内有文物建筑被破坏，谁将是提告的主体，是普通百姓，文物保护部门还是上级领导？如果没人告谁来追责？责任如何认定也不容易。”

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言，希望地方官员把《意见》放进心里。若官员不走心，《意见》不是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