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仪三，1934年出生，现任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城市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的教学和研究，抢救保护了山西古平遥、江南古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免遭建设性破坏并使之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地。2003年和2006年由阮仪三教授主持的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规划和苏州平江历史街区规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5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艺术与文化骑士勋章。

【财新腾讯联合出品】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是古城保护专家，几十年致力古建筑修复和保护工作，在平遥、周庄等国内多个古城镇的保护中，都有他的努力。其间，他目睹了城市化对古建筑和古城镇的毁坏，深切感受到经济发展和古建筑保护的矛盾。

他告诉财新记者，自己带钱带人去各地调查，告诉当地政府古建筑是好东西，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把它们留下来。但很多地方政府想的是建工厂、办商业，满脑子是钱。而“留下来可以发展旅游、赚钱”的建议，则是地方政府最愿意听到的。

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建筑、古城等保护日益带有功利、肤浅的色彩，没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亦到处出现，商业化浪潮对文物保护也带来一定的冲击。2006年阮仪三成立了全国首家以城市遗产保护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面向全国范围进行关于古旧建筑、古村镇、城市历史地段的保护和发展等相关工作；并在国内推广“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让更多的大大众参与古建筑保护的工作。

财新记者：就苏州古城的保护，你认为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阮仪三：全国来说，苏州古城保护得很好。伍子胥修古苏州城时，根据天象、地理环境，因势造城，古苏州城水陆双棋盘格局保存了几千年，交通四通八达，生活垃圾可以自然净化。

苏州城河道总长59公里，建国后的城市建设中，水系被填掉了三分之一，后挖出一部分，恢复到四分之三。现在还在挖，按照我做的规划，干将河在内的很多河道要恢复。

因为以前填河的时候用的多是垃圾，河道还在，挖古河道工作很简单，整个项目完工大概要花几千万元。

财新记者：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花大力气恢复古河道？

阮仪三：首先增加了好景观，古苏州城的韵味就在这小桥和流水之中。苏州城之前有300多顶家桥，现在只保存了一个，这些原汁原味的江南人家恢复了，变成了景色，促进了旅游，谁不愿意做呢？具体要花多少钱，还是要看政府想做成什么样。

财新记者：你是怎么介入各地古城保护的？

阮仪三：绝大部分是我找他们（当地政府），我觉得这些地方很好，就去找他们，失败的多成功的少。

我们会去各地做调查，坚持了几十年了，每年我拿钱、带队，现在老了，跑不动了就让别人带队。现在集中在落后的地方，特别是陕北、山西这些边缘地方，还没有被经济建设破坏太多。对我们来说，保存不错的古村落古建筑都像宝贝。

我们的责任就是告诉当地政府这是好东西，你们要认识到，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方式把它留下来，“留下来可以发展旅游、赚钱”是地方政府最愿意听到的。

财新记者：在这些年的保护工作中，你遇到过哪些阻力？

阮仪三：为什么我后来找到的是周庄和同里？其实一开始我是找那些发达的城市，他们都不理我，不需要、不希望你来做规划。他们要按他们的想法来发展，到处建工厂，到处办商业。

我说即使发展工厂和商业，也有个合理的布局问题，但他们不要听。事实证明，布局方式的混乱，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性。

他们把我赶走后，我意识到发达地区脑子里只有钱，就转而去找那些还没有被经济发展冲击到的地方。在我们学校一个美术老师的介绍下，我就去了周庄，接下来就是同里、甪直等。

那个时候地方经济发展和古建筑保护的矛盾和冲突，其实现在仍存在。

财新记者：保护古建筑的意义何在？

阮仪三：那些古建筑里面留存了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古人的文化传统。

比如房间布局，与现代人就不一样。中间是堂屋，旁边是厢房，前面是前厅，后面是后进，建筑里讲究中国的传统礼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合家团聚。

比如天井，有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什么有天井，因为人离开不了天地，不仅仅采光，还要供祖宗、祭神明，香要散出去，哪有闷在房子里烧香的。一烧香要把窗户、门打开，拜天地，祭奠先人酒要洒在地上。这种礼仪亲情的关系，都涵在建筑中，留存了古代人的生活习俗、方式，包含很多哲理、人的行为准则、思维方式。

你把它们拆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现在造的房子很现代、舒适，但是把人的关系都忘记了。

财新记者：现在的城市建设中，合理布局和有序规划有哪些新的表现？

阮仪三：什么叫城市规划，即对一个城市合理发展的策划和计划，计划是经济上的，策划就是理念上的。我们做规划就是把策划和规划弄到具体的地上，地面上造什么房子、修什么路，城市规划要解决城市里所有生产、生活、交通以及休息的四大矛盾。

四大矛盾也是四大功能，首先是生活，第二是生产，第三是交通，第四是休息，城市规划是解决城市中的这些矛盾，现在还冒出一个污染。合理布局下会出现很多桥梁、公路、公园、水面等，从古代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是有变化的。

财新记者：现在也有很多打着古建筑保护的名号，做商业开发的。比如之前的开封宋都事件。

阮仪三：开封的保护是我们做的，包括内部的详细规划。最近的事情是媒体误读，开封市最近弄到一笔钱，可以启动旧城更新了，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牛吹大了，说后面还会有几千亿投资。

古城搞旅游、商业开发，话也没说错，但是搞旅游开发，首先要满足人民需要，然后才是旅游开发，旅游开发是有序的。很重要的原则是，古城不可能重建，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建过、模仿过古城建设。

旅游业发展起来后，建筑保护也功利了。如果只为发展旅游，必然会不合理利用，为了赚钱乱修，商业太多会使环境遭到破坏。要尊重历史建筑，遵循合理科学的修缮方法，要采取措施控制商业泛滥，并要保留老的居民，这就是生活的延续性。

我认为一些古建筑修缮后做私人会所之类的用途，不能一概认为是错误的。建筑的使命本身就是要满足不同时期的人类需求，比如外滩建筑群。

财新记者：听说有些地方政府在建项目时明显违规，例如他们会按规定提前进行地下文物勘探吗？

阮仪三：不做，他们省掉这道程序。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按照文物保护和地下建设的规定，在可能存在地下文物的地方搞建设时，比如开挖地铁、建地下车库等，应该对地下结构进行勘探的规定动作。从技术上看，这是个挺容易做的工作，老师傅们打几个洞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墓穴、土层有没有被动过。

省掉这道程序，除了经济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真发现了遗迹怎么办？修改规划更改线路？还是停工等待考古保护？他们怕麻烦，所以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是在陕西、河南这些遗迹颇多的省市，被糟蹋掉的宝贝不在少数。

财新记者：保护改造老建筑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阮仪三：在中国，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建筑才有财政资金支持，这部分资金视各地经济情况来看的。苏州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数亿的资金，落后地区就不行了。大部分政府不太愿意承担，因为看不到短期效益。

欧洲的老百姓都很愿意自己做保护，但中国人不会，因为中国所有房子都是国家的。国外也有很好的补贴政策，中国没有。英国法国都有成熟的基金，我们国家的保护基金捉襟见肘。我每次派我们基金的成员去做调查，都要抠着钱花。

记者点评：中国古建筑保护一直在蹒跚前进。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千城一面”、“造假古董，毁真文物”、“保护为名，商业开发为实”的尴尬比比皆是。

建设部不久前一个学术会议上透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有四万件国宝级不可移动文物受损，其中两万多件是城市建筑。

那些价值难以衡量的老东西和城市“发展”之间究竟哪个更重要？古建筑的价值何在？如何保护？如何利用？这些问题一直伴随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由谁保护和保护资金来源是古建筑保护的关键所在。目前在《文物保护法》框架下，财政资金的官方保护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的惟一成熟模式。然而，覆盖面和执行状况难尽如人意。

欧洲在古建筑保护上很有成效和经验。英国的国家信托模式，独立于政府之外进行遗产托管，修复之外还进行改造和经营；法国的REMPART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联盟，集合志愿者对保护建筑做义务修复。它们的资金大部分则来自于基金会之类的民间资金。

中国古文明的保护，已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