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清华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
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彭真一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里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废的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搞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也再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交代，检查
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待”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篇又一篇“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他们忘了：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
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扭。一天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竞把申请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
我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待”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惊奇的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的忠诚和信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这一年的七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工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蒋南翔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巳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被揪斗的人一天天的增多。
我所最怕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X，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的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地说“不”!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家门就必须戴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八月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并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十二把果酱刀，十二把餐刀，十二把水果刀)，声色俱厉的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我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正在这个紧张关头，突然从另一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
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待”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我才知道这是思成已故妻子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一九四O年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他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们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佩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者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黯然地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是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为了避免再出乱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
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们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为了怕“革命群众”更加敌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奈何，奈何！
那时，由于他的健康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
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 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
“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国际上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蹄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竭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诙谐的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他对我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市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规划，才能行动。象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的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
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
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象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探索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保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问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
一九五五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地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20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
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像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我想，我所唯一可以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习一遍建筑，也许还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生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
那时，我的确非常苦恼，为什么我的思想感情总是和群众相距如此之远?为什么思成的话我总听着有道理，却不能像革命群众那样立场鲜明地给予批判?为什么…?难道我真的“反动”吗?我必须时时刻刻提防着，不是提防别人而是提防我自己这些“反动”思想的出现。
回顾
红卫兵三天两头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他们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迫使我去了解并思考思成毕生的事业。也许要感谢这位红卫兵，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命令”，我就不会这样冷静地回顾思成的一生，并去认识他的价值。当时我做的更多的只是昏头昏脑地努力跟上群众的步伐、拼命去认识他的“罪行”。
三天后，红卫兵并没有来听我的选择。大约一年后工人宣传队的一个队员，又向我作了善意的劝说，指示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我已不怕他们了。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跟着思成回忆他的前半生，寻找他的“罪行”。这次延续了几天的交谈与回顾，对我和他都是重要的。
思成认为从美国回来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有意识地避开与政界人物的接触。这个时期，思成的社交范围除了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外，还有林徽因的—些作家朋友：沈从文、徐志摩、萧乾、卞之琳、何其芳、陈梦家等；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也常有来往。此外就是建筑界的同行杨廷宝、陈植、童寯、赵琛、鲍鼎等人 。
思成沉痛地说：“过去我— 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一砖一瓦、—张股票的遗产，我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资收入。我回国后没有去走发财的路，这条路对我是很容易的；而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研究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愿献出一切。但是回顾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
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人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
思成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与工作后对我说：“过去虽然我自认为对美帝国主义没有认识，但对日本侵略者我是恨之入骨，为了抗击侵略者，为了保卫祖国，我愿做出任何牺牲。但我不是军人，我无能为力。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这样的批评，我还很难认识，也难以接受。不过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很愧疚!”
思成沉思着说：“什么叫‘文化买办’?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拒绝外来文化，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了外来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如中国的佛塔，本非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但它从印度传入后，仍以中国的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的艺术而驰名世界。‘文化买办’?在我心中翻来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难哪!我不愿口是心非地写检讨，我希望把我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
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天!他要是真的把这些思想和盘托出去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吗?我紧张极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他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万万不可对外人去说。他看我这么紧张，不禁温和地一笑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眉，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特别是两个孩子，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想起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孩子们会来向我告别：“妈妈，我们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反动’的家。”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思成的工资就没有了，存款也没收了。一家五口（思成、我、林先生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孩子）只能靠我那60元工资生活，对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思成并不介意。各种形式的“革命组织”都来揪斗他，往往一坐“飞机”就是三、四小时，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相信这是学生们开始“斗、批、改”，不再打内战，要真正摘“教育革命”了。只要教育革命能成功，真的防止了 “资本主义复辟”，一句话，只要我们的祖国能更加强大，他心甘情愿被人们“踩在脚下，再踏上千万只脚”。他想，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快得到解答了。
然而，这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他的健康明显地恶化了。当时高干医疗制度已取消，校医院又以他的医疗关系不在清华而拒绝给他看病。不得已，我只好带他到北医三院去。我永远感谢给他看病的陈世吉大夫。当他看到病历上梁思成三个字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蔑视他，而是低声地向他的助手说：“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常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的。”
他仔细给他检查，并找了几位大夫来会诊。整整一上午，我看他们反复地听着量着，看着各项检查的结果，低声地议论着，我紧张到了极点。最后陈大夫把我找到一边轻轻他说：“他的病情很危险，最好是住院，看来清华的 ‘红卫兵’是不会同意的。这样吧，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后你不要再带他来了，这么大的活动量随时会出危险，必须卧床。家里有血压表吗？”当他知道我们有血压表、听筒和注射器时很高兴，要我每天给他量血压、数脉搏和做好记录，并详细地告诉我那些药的服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他特别叮咛我千万要防止感冒。从此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保姆，理发师，又多了一项职务——护士。这样我一直保持和北医三院几位大夫的联系，直到周总理直接过问了他的情况，把他送进北京医院。
1967年清华的文革领导小组通知我，限三天内全家搬到北院一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中去（这是1966年以来第三次搬家）。1967年的2月，寒冬还没有过去，我去看了那间24平方米的房子，一进门就便我不寒而栗。阴暗潮湿的房间，因为一冬没有住人，墙上、地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霜，这对他的健康将带来致命的后果。我们又一次卖掉“多余”的家具。最苦恼的是大量的书怎么办呢？我把一部分贵重的建筑书刊整理出来，请求暂存在建筑系资料室。
文革小组的那个人瞪起眼珠怒视着我说： “把资料室当成你们家仓库？不行！”“那么我把书卖掉，请你在这张申请上签字，以后别说是我销毁了批判材料。”他气极了，但只好一挥手说：“先放着罢。”武斗期间系馆成了据点，这些书被撕毁并丢失了大部分，所余无几，后来我把它送给了系图书室。其他的书，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献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品收购站。为了准备答复“红卫兵”可能提出的质问，当晚我在笔记本中作了这样的记录：“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拉了一整天，共运45车次计售人民币35元。”
我把一间小厨房收拾出来给老太太住，但是我和思成及两个孩子（已是大男大女）怎样安排在这间2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是个难题。我拿着测绘的房间平面图及按同一比例尺制成的必不可少的几件家具的纸片，在图上摆来摆去，怎样也安排不下。这时他的建筑师才能得到了最后的一次发挥，他很快地用书架柜子组成了隔墙，这样就出现了我们的“卧室”；还有一个供他写检查的书桌；然后是男孩、女孩的安排。小小24平方米奇迹般地出现了秩序井然、分区明确的“小规划”。
我们搬进北院的当天，突然来了寒流，气温降到了零下10度。虽然炉子一直燃着，但室温还是处于零度左右。正在这时，砰，哗啦！砰，哗啦！连续数声，窗上的玻璃一块块全被砸碎了。我和孩子们在大风中急忙用报纸糊上，但怎样也贴不住，浆糊一抹上就冻成冰了。室内温度急剧下降，－2℃，－3℃，－5℃，－7℃。我们奋战了两小时在风势略小时糊上了纸，我彻夜未眠，不停地加煤饼，并为他不停地更换热水袋，但他还是感冒了。这样的“游戏”后来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直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还在顽强地同疾病搏斗着，挣扎着。
他住院后的第一个任务还是“交代罪行”写“检查”，但他怎样也写不好，限定的日期一天天的过去，我焦急万分。一天工宣队命令我到医院去取他的检查。我到医院一看，他写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东一句，西一句。我气极了，他却胆怯他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脑子不听使唤。”我呜呜地痛哭了起来。
一位护士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叫出去小声说：“别这样，他的脑子缺氧啊！”一语提醒了我，我安慰他，让他先睡下，然后把他那不连贯的“检查”，加上我自己从别人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看来的内容胡乱加在一起制了一份“检查”带回去。当我把这份“检查” 交给军代表时心砰砰直跳，他接过去翻了一下说：“这是你替他写的吗？”我吓了一跳，急忙否认：“不！不，是我抄的。”这份“检查”一贴出去不到一个小时，周围就出现了无数批判的大字报，斥责他是“假检查，真反扑”。
不久，他参加了医院的病友学习班。有机会接触群众使他非常高兴。有一天，他悄悄地问我，现在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一怔：“九毛啊，怎么了。”说在学习班不知讨论什么问题时他说了句猪肉卖六毛一斤，引起哄堂大笑。一位老大姐笑着说： “看这个老头被当权派蒙蔽得连猪肉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了。”在他被揪斗的期间只有梁从诫和我的两个妹妹有时来看我们，其他人都离得远远的（梁再冰当时在国外）。但是却常常有些普通的群众见面向我打听思成的情况，其中就有几个清华的老邮递员。
清华的落实政策经验在全市传达后，一天一个青年木工找到我家，一定要见思成，向他请教《清式营造则例》中的问题，他急切他说：再不学就要失传了。又有一天，北京医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捧着一个大西瓜来看他，原来是抗日战争前给他拉包月车的老王。老头哈哈笑着说：“早就听说您回北京了，就是没工夫打听您住哪儿。现在听了文件知道您在这儿，我就来看您了。”他还特意跑到清河去为我要了些瓜萎子种在院子里，说是结了瓜用它熬水喝能治肺气肿。思成住院后病情曾有好转。出院时大夫还是那句老话，千万要防止感冒。
清华园仍旧笼罩着恐怖和紧张的气氛。工宣队明知我家里有重病人要照顾，但三个单元的学习时间一分钟也不许请假，晚上没有事也得在学习班傻坐到12点甚至 1点才许回去。我每天怀着忐忑的心情迈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炉子灭了没有。由于远离医院，我又一次充当了护士和联络员，每次去医院都要为请假费一番口舌。他终于又感冒住院了。
当清华传达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几条经验时，工宣队认为是对我们家庭的大恩大德，要我谈谈体会。我说：“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政策意义太深刻了，我得好好想想。”谈什么呢？我脑子里只留下一句话：对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养起来，留做反面教员。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
不久他又恢复了党籍，又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这回他彻底糊涂了。他仍旧孤独，等待着他所最关心、爱护的学生能来和他探讨教育革命的问题。他的等待落空了，他仍是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他哪里知道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清华知识分子已大半被赶到江西鲤鱼洲去劳动改造了。在他的心目中，学生是占首位的。
他曾告诉我，不管是谁来请求帮助解决调动工作等都不许我允诺。他唯一的儿子长期在昆明工作，夫妇两地分居，他没有为此向领导提过一个字；他的外甥女在美国学建筑，当时清华正缺教师，但他没有聘她；……然而，每当他知道他的学生学用不一，或未能发挥他们的专长时，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奔走。但是，现在他孤寂地生活着，儿子也被赶到了远离北京的干校。我永远感谢陈占祥、吴良镛、罗哲文和杜尔圻这四位同志，他们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来了温暖和喜悦。
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我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1972年的元旦他听完了《人民日报》社论后对我说：“台湾回归祖国那一天我是看不见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等到那一天你别忘了替我欢呼。”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紧紧摸着他的手说：“不会的，你答应过永远不离开我。”如果有人问我，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对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
失去林徽因的悲哀没有压倒他，大屋顶的批判没有压倒他。而今，他真正地悲哀了。在他最后也是最痛苦的日子里，他是多么盼望能和他的朋友们、学生们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哪，一起讨论“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难道这位曾经无私地、无保留地把全部知识都献给人们的学者、老师真的已被大家遗忘了吗？不！我不相信。对这一切历史将会做出回答。
我想起六十年代初他登桂林叠彩山时做的一首游戏诗：
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
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
是的，我亲眼看到他在这最后十年中是怎样“拼命向前“的。天真而诚实的思成当时哪里知道，他所依赖的“导师”，在这最后的岁月中，所给他指引的，竟是一条历史倒退之路。沿着它，无论他怎样拼命，也是不可能前进的。他的悲剧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个缩影。今天，在他含恨而逝的十四年以后，在人们纪念他八十五岁诞辰之际，我执笔凝思，看着窗外美丽的月光，清华园这样宁静，它在新生中。但是他却看不到这一切了。
我的亲人：你在“拼命向前”中甚至没有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美丽的清华园。然而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盼望能同你一道在校园中漫步；在荒岛的小亭中坐一坐；再看一眼我们周围的景色；看一眼历史是怎样真正地在“向前”的，哪怕仅仅只一分钟！梁思成于1972年1月9日逝世，终年七十岁。十四年后，在本来该是他八十五岁生日之际，清华大学举行了对他一生事迹的纪念会。一大批同事、学生、家属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员参加了会。面对差不多七百名参加者，约有四十人致词颂扬他的人格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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