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城龙山时代城墙

戚城遗址位置本版图片均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在濮阳市华龙区古城路和京开大道交会处，有一座戚城遗址公园，著名的戚城遗址就坐落在公园之中。戚城，当地人也叫孔悝城，相传是春秋时期卫灵公后代孔悝的采邑。公元前496年，卫国大乱，孔子的学生子路为救孔悝，惨死在戚城之乱中。整个春秋时期也是戚城的黄金时代，文献和考古资料都为我们描绘了这一时期戚城经济文化的辉煌。而记载最多的，是各国诸侯在戚城频频会盟。据《左传》记载，从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九十五年间，各国诸侯在卫地会盟14次，在戚城会盟就有7次之多。     在当地，至今仍保留着1500多米长的戚城古城垣。戚城也是豫东北地区保留年代最久、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聚落城池。它的地下依次叠压着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西周、春秋、汉等文化遗址……     根据文献记载：“武王之诛纣也……朝食于戚……”说明商末周初时，戚城已经是当时的大都市了。但它的辉煌历史远不囿于此——相传上古时代，这里曾是舜帝的都城。2014年，经过考古人员的数年发掘整理，戚城遗址取得了重要考古收获，为探寻舜帝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戚城是濮阳地区首座经过考古发掘证实的龙山时代城址，年代上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上古时期舜帝活动的时代一致。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期，濮阳一带属于舜帝活动范围，舜“贩于顿丘，债于传虚”，“就时于负夏”。顿丘、传虚、负夏均属古濮阳一带的地名，濮阳一带至今流传着很多与舜帝相关的传说。     考古发掘持续半个多世纪     数千年来，戚城古城垣遗址默默立于濮阳大地上，其真正引起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关注，是源于一个偶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受郭沫若先生的委托，北京大学历史系李仰松先生到濮阳一带寻找帝丘。“帝丘就是颛顼的都城。颛顼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根据《春秋》、《左传》等史料的记载：‘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戚城考古发掘队队长李一丕说，其他文献也记载：“按明统志又有帝丘城，在滑县东北七十里土山村，即卫成公所迁，盖其境相接也。”     李仰松先生到了濮阳，对戚城遗址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下面大有名堂。但考虑到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对于戚城遗址的发掘只能一步步来。就这样，长达50多年的戚城考古拉开了序幕……     1963年4月，当时的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前身）对戚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测绘和摄影。初步调查的结果是：根据对东城墙和南城墙缺口处所见的城墙剖面情况来看，城墙明显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包含有汉代遗物，下部包含有周代遗物。     1965年11月中旬，经过多方协调，李仰松先生带着考古人员对戚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1986年11月，当时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对戚城遗址东城墙进行解剖，对城内东北部文化层进行了试掘。     这一次发掘整理得出的结果是让人震惊的：依据对东城墙解剖情况判断，戚城城墙建在龙山文化层之上。主城墙残高3米余，夯层内包含有非常多的龙山、仰韶、磁山文化陶片。主城墙经过春秋、战国、汉代三次附加修筑。戚城城墙建筑年代晚于龙山早期，但早于春秋时期。     1992年，濮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戚城城门及城内布局进行了初步勘探，在城内发现有道路、夯土基址等遗迹；1995年，濮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对戚城遗址进行了局部试掘……     2006年岁末，一个偶然的事件让考古学家们震惊了：濮阳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开展冬季植树造林活动时，在城内西南部发现有龙山灰坑打破夯土墙的现象——这引发了考古学家的猜想——已发现的戚城晚期城址之下可能叠压有一座早期城址。     发掘成果得到高度肯定     随着戚城遗址不断深入发掘，惊喜不断出现：早先考古专家们看到的那座城市遗址下面可能还有一座城市遗址。这是真的吗？“为了彻底摸清戚城遗址的内涵，并为遗址保护方案的制定提供详实、科学的基础材料，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8年6月到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戚城文物景区管理处对戚城遗址进行全面勘探。”李一丕说，这次勘探最终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戚城晚期城址之下确实叠压着一座早期城址。     2008年的这次勘探，共勘探面积约3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约280平方米，除了对龙山时代城址城墙进行解剖外，还清理出不同时代的灰坑40个、灰沟5条、墓葬5座，出土陶、石、骨、角、蚌等一大批龙山时代不同质地的遗物，这对龙山时代城址的分布、保存状况、城墙结构、建造程序、修筑方法等有了比较全面的掌握。     为了推进对戚城城址的深入研究，2014年3月到10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对戚城龙山时代城址南城墙中段缺口处、西北拐角处进行发掘，同时对城内布局及城外壕沟等情况进行了专门勘探。2014年度共发掘面积664平方米，勘探面积约50000平方米，清理不同时期的灰坑17个、灰沟4条、墓葬3座、排水渠1条、道路7条，出土陶、瓷、铜、铁、石、骨等不同质地遗物200余件，采集陶片和瓷片280袋、兽骨8袋、土样11袋。     2014年度的戚城考古是对既往考古工作的延续，同时又发现了新的十分重要的线索：东城墙探沟发现了宽30米、高3米的龙山文化古城墙，当时最先进筑城技术——版筑法印迹十分清晰；南门探方发现了宋代及其以前的古代道路6条，从而确定了戚城遗址南门的确切位置；同时发现了汉代砖砌城市排水系统。     对于这一次考古发掘，国内专家给予了高度肯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戚城考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边城为400米左右的龙山时代城址，而且年代卡得很准确，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前后，这个时间正好是夏王朝建立的前夕，跟舜的活动时代是基本吻合的，它对研究史前文明有一定借鉴意义：“在全国范围内龙山时代的城址有一些发现，但是年代能够卡得这样准的，这个并不多见。”除了年代卡得准确，王巍还认为，此次发掘整理出的很多遗迹，对于揭示龙山时代大都城，如何进行城池防御以及各个聚落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认为：“三皇五帝，五帝当中至少有三个——颛顼、帝喾和舜，都有材料提到在这个地区活动，总体来看，在中华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起源过程当中，那是一个很重的组成部分。所以说它是华夏文明起源地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