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量保护古代文化遗产，是文物界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为此，由时任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即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力主，先后聘请了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书画鉴定家张珩、考古学家谢元璐等多位著名学者担任专职的局业务秘书，组成实力强大的专家团队。鉴于古代建筑遗产的保护是重中之重，于1950年提议聘请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兼职担任局业务秘书和文物处工程师。梁思成先生认为，这一职务责任重大，兼职难尽其责，于是向郑振铎举荐他的学生陈明达为这一职务的专职人选。此时的陈明达先生正主持设计重庆中共西南局、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的设计建造，遂商定选派青年助教罗哲文为文物局与清华大学之间的联络员，而将这一职务虚位以待。

1953年，陈明达先生赴京到任，主持全国古建筑普查工作，并筹备撰写新中国第一部文物法规，拟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单。那时，一些人提出“要为支援新建设而不惜拆古建筑”的主张，陈明达当即撰文指出：“拆毁古建筑而利用有限的材料，犹如把博物馆中的殷周青铜器融化为工业原料一样，损失是无可比拟地超过所得，何况这些古建筑还蕴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用单纯的经济观点对待这个问题，必然会发生错误。”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保护文物不能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依旧盛行，至1957年前后，甚至陆定一、梁思成、刘敦桢等也无法直言强调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意义，全国为大建而大拆之风愈演愈烈，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宝坻县辽代三大士殿，也以“辽代的木头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名义被拆除。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中，陈明达等人既要尽力保存祖国文化遗脉，又要尽可能避免政治上不犯错误，可谓进退维谷，陷入两难境地。为此，深受五四运动“赛先生”影响的他，不失时机地向文化部正副部长、文物局局长进言：应“按照古建筑的政治作用、学术价值及其损坏程度”具体鉴别一座古建筑是否应予保存，并进一步提出“即使决定要拆除，也必须在拆除之前建立一个详尽的技术档案”，技术档案应包括文献资料、测绘图，最好能制作模型存档并向公众展示。

尽管陈明达在国家文物局机关的工作充满了曲折，但他所提出的“政治作用、学术价值”等概念，最终定型为文物保护的基本原则——历史意义、科技水平与艺术水平。以此“文物的三大价值”为尺度，陈明达先生在任职期间还是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例如，三门峡水库工程于1956年决定上马，著名的山西永济县元代建筑永乐宫属于库区范围，其被毁的命运几乎无可改变，但由于陈明达率杜仙洲、祁英涛等于1954年完成了该组古建筑的价值论证，有详尽的测绘资料，使得中央决策层终于同意这组古建筑“异地迁移”整体保护，并于1958年成立了“永乐宫迁建委员会”。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此事，如果当初没有陈明达等人以“三大价值”为依据，为保存永乐宫据理力争，如果没有设定“即使决定要拆，也必须事先作详细的测绘与科学论证”的文物保护的工作原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经历了永乐宫事件之后，陈明达先生更加觉得科学论证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意义。适逢其时，当时周恩来总理也作出了专项指示，要求对每一处国宝都要有科学的记录。陈明达先生认为，这个“科学的记录”不应局限在小范围，而应使学术界和公众都尽量多地了解和认知，最好能在科学记录的基础上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于1960年毅然主动调离在外人看来名利双赢的文物局机关工作岗位，去文物出版社主持古建筑与石窟两类图书的编撰工作，身体力行地选择重点文物单位做文物保护类图书样板。那时，虽然河南巩县石窟寺并没有列入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他还是于1963年编著出版了《巩县石窟寺》一书，使得这处尚不被多数人认可的重要古迹，终于在1983年列入了第二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其在古代雕塑史上的地位也由此得到了学术界和公众的认知，影响甚至波及到日本的汉学界，而这部开创性的研究专著，也成为日后石窟类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的样板图书。

1960~1963年，陈明达又率弟子黄逖等人再次赴山西考察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经过精细的测量和缜密的学理分析，于1966年初撰写出版了《应县木塔》专著，有理有据地强调了应县木塔举足轻重的文化价值。关于这部专著，日后著名学者傅熹年先生有这样的评价：“这本专著阐明，中国古代建筑从总平面布置到单体建筑的构造，都是按一定法式经过精密设计的，通过精密测量（大尺寸精度控制在1厘米以内）和缜密分析，是可以找到设计规律的。”如今这部专著已作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界的一部名著，成为建筑系师生认识我国古代建筑成就的必修书目，但其写作初衷却是一份直接服务于单项古代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价值论证论文。在《应县木塔》的写作过程中，陈明达先生还曾计划撰写佛光寺、南禅寺等30多个古建筑实例的专项研究书稿，可惜随着文革爆发和自己年事渐高，这个计划成为了他终生抱憾的未竟之业。

陈明达先生对古代建筑是充满了挚爱之情的。因此，当他在1961年听说北京古建筑修缮所（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要裁撤“古建筑模型室”和“彩画室”时，绝不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托辞坐视旁观，而敢冒风险再次上书主管副部长徐平羽先生，提交一份《对保护古建筑工作的建议》，要求有关单位重视古建筑测绘和模型制作。这份报告尽管得到了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齐燕铭对其工作态度的赞扬，说“这是一份很好的建议，我主张打印若干份，分发各司局传阅，以鼓励同志们关心业务”，但具体的工作建议却未被采纳，“古建筑模型室”和“彩画室”还是没能保住，而路鉴堂、路凤台、井庆升等身怀绝技的古建筑老工匠人才也由此流失，未能人尽其才。

多年后，曾经在文物整理委员会工作的王仲傑先生回忆说：“当时讨论裁撤模型室和彩画室的时候，陈明达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认为‘作模型好像是编一本词典，能够很清楚的认识建筑’。陈先生希望留下模型室和彩画室，可惜他那时是少数派，不占上风。”王先生的惋惜之情犹溢于言表——惋惜一个正确的建议未被采纳，更惋惜陈明达先生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殚精竭虑，未在当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殷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