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宫寺

    有史料记载，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早在东汉初年，扬州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但在现存史籍中很少见到有关记载。1981年，在仪征胥浦赵山发掘的六朝墓葬里，出土了塑有佛像的魂瓶，这是现知有关佛教与扬州的最早的实物，它弥补了史籍的不足。而近年来发现的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的千年古刹——宝应县射阳湖镇天宫寺，如同一扇历史之窗，不仅透射和见证了两汉时期的扬州佛教文化，还洞见着两千年前扬州经济文化发展的轨迹。

    记者在宝应县射阳湖镇原槐树村支部书记陈长生等人的引领下，以及在扬州市档案局有关文史专家的帮助下，走访天宫寺，从断砖残瓦中打捞汉代扬州的烟云风华。

    千年古刹意味着什么？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代“儒、释、道”三股思想力量长达300余年的较量、碰撞、交流、融合之后，促进了扬州文化大繁荣和经济大发展。

    汉代的射阳湖境地属楚国，楚王刘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在他的属地射阳县境内建一佛寺也许是小事一桩。但“笮融奉佛”，却在江淮之间把佛教影响搞大了。《后汉书·陶谦传》也有记载：“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其管彭城、下邳、广陵运粮，逐断三部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食，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这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奉佛教的情况。而笮融，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官僚“居士”。

    多份史料证明，东汉末年包括扬州在内的江淮一带已经成为佛教流行的中心。所以，任继愈主编的《佛教史》说：“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的200年中，佛教从上层走向下层，由少数人信仰变为多数人信仰，其在全国的流布，以洛阳、彭城、广陵为中心……

    东晋时期，长江流域相对安定，随着北方士族及百姓的纷纷南迁，广陵的佛教又有了兴盛，并向所属各县传播。扬州的决定寺、法云寺、天宁寺(今名)，邵伯的法华寺(今名来鹤寺)、梵行教寺等，均建于这一时期。有的寺庙规模宏大，一座佛寺的僧尼就超过百人。1978年冬，邗江县酒甸发掘了两座梁武帝时期的砖墓，出土了大量的莲花花纹砖及小佛像，还有男女佛教信徒的画像砖，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的流传情况。

    大分裂的时代，也是大转变的时代，经过长达几百年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历史重心一步一步向南转移。国家统一，文化先行，文化统一，佛教中国化成为先锋。统一国家的前提是文化大一统的形成，具有“大乘气象”的华夏文化，在经过“百家争鸣”后第一次迎来了辉煌的秦汉黄金时代，“儒、释、道”三股思想力量进行了长达300余年的较量、碰撞、交流、融合之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繁荣和经济大发展。而射阳湖千年古刹天宫寺的被发现，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汉代扬州经济特别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轨迹。

    古刹因何建于水乡里？

    射阳湖古代是邗沟上的主要节点，受益于漕运，必然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两汉时期，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水运发达的邗沟一线。而处在邗沟南北交通线上的扬州和徐州，又都是联络南北东西的商埠重地，经济发达，文化活跃，也是佛教思想兴盛和道教兴起的重要区域。居于两大商埠之间的“卫星城市”射阳湖，受到辐射带动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天宫寺位于沟通江淮的漕运通道邗沟与射阳湖边，射阳湖汉时称射陂，历史上曾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第一大淡水湖。史书上说，淮郡左右皆带湖，射阳为最古。射阳湖古为巨浸，淮扬七州县诸水皆汇于射阳湖，由此入海。古射阳湖西起今宝应县射阳湖镇、西安丰镇一线，北至淮安市境内的泾口镇、左乡(博里镇东)一线，东经九龙口，至阜宁喻口村入海，南连大纵湖，地势低洼，湖荡连片，曾经包括今天阜宁、建湖、宝应、兴化、盐城等地区。

    千年古刹天宫寺现身射阳湖镇并非偶然。

    处在水乡一隅的射阳湖，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文明历史的古镇。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夏至周代，这里为淮夷地，西汉初年，为项伯封地，成为项侯国，西汉至南北朝曾三次置县长达600年。

    射阳湖全面兴盛，应该始于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在现在的扬州修筑邗城，为便于军力的运输，开通邗沟。古邗沟南起邗城以南的长江，向北打通一系列湖泊，在现在的高邮折向东北，进入射阳湖，再向西北经淮安入淮河。射阳作为邗沟上的主要节点，受益于漕运，必然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记者寻访发现，现有面积198平方公里的射阳湖镇，镇域内历史遗址遗迹众多，文物分布密集，古镇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生于射阳，死后也归葬射阳；汉射阳人臧旻，曾远戍边陲，才华不啻班固；臧洪、陈容因反袁绍暴政，同日被害，后世尊为烈士，现建有“臧陈旧址”和“臧陈路”、“陈琳路”以示纪念；南北朝时，射阳人王敬则官至大司马，威震朝野；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过射阳湖时也曾留下“渺渺指平湖，烟波急望初；纵横皆钓者，何处得嘉鱼”的诗篇。

    天宫古寺建于何时？

    市档案馆组织专家赴实地考察，并对寺中遗存的部分文物进行研究后提出新的推论：佛教在扬州传播的确切时间应该在东汉永平年间。

    有学者指出，天宫寺堪称里下河第一寺。翻阅史料可知，天宫寺又名天宫慈院，因地处高峰，昔日龙河环绕，取龙行九天之意而得名。在1993年出版的《江苏省宝应县地名录》中有关于天宫寺的解释：“汉永平年间，此庄曾建一寺，北宋政和八年重建，历称天宫寺。”实际上，更早的资料中就有了天宫寺的记载。据《宝应历代志书类编》中摘引的资料：“天宫寺，在鹤儿湾，距县六十里。宋政和八年建。”《万历志》中说：“天宫慈院，在县治东南六十里三阿乡。宋政和八年(1118)僧普潮开山。洪武六年(1737)，僧行斌修建……”

    如今大槐村退休的支部书记陈长生还能回忆起当年他知道的天宫寺的样子。寺院建筑当为清代的建筑，有大殿、东西配殿、东西厢房和山门等计22间半。山门殿内塑供弥勒佛和护法韦陀。大殿正中佛台塑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两侧塑供十八罗汉。东西配殿塑供观世音菩萨和痘神。寺前有旗杆台、香火场及一只铸鼎。大殿后，茂密的竹林环绕一棵直径四尺有余、高达数丈的古槐树。这棵古槐树传说为普潮和尚亲手所植，一直被乡亲们视为圣物，常年香火不熄，槐树村由此而得名，现在天宫寺所在的大槐村是由原先的天平镇槐树村和大桥村合并而成，同属射阳湖镇。可惜的是，原先那棵古槐在1948年被锯倒，村里至今还流传着那棵槐树被锯时流出的汁水颜色深红近似血液之类的神奇传说。说来神奇，老槐树被锯后的第二年，即1949年，在树桩旁又窜出两根并生的枝条，如今已经长成直径尺余、高达三丈的大树，好像一对孪生兄弟携手护卫这一方绿色家园。这两棵并生的槐树，如今又成了当地村民心目中的圣树，上面常年扎有红绸带，寄托着人们祈福平安的心愿。

    “文革”中陈长生担任大队会计，见有人拆了佛像、大殿后，还要拆剩下的最后一间西配殿，灵机一动，说要作为大队仓库用，用600元的价格保下了这最后的建筑。

    天宫寺虽然规模不大，但因其历史悠久，一直为僧俗两众所看重，香火十分旺盛。句容宝华山高僧妙德、扬州大明寺印道法师等人都曾多次说过：天宫寺是里下河第一寺庙。

    最近几年，四方硕大的正殿石质柱础、浮雕凤凰麒麟纹饰的两块门鼓墩、两方记录寺庙历史遗痕的石碑及古建筑砖瓦构件等物相继出土、找回。现在见到的三方硕大的东汉石质柱础，最大的一方长约76厘米，宽约77厘米，每一方上有密密的孔洞，坚硬沉重。

    由此可推测，曾经立于其上的庙宇建筑规模宏大，超乎想象。在西配殿有数十块青灰色东汉大砖裸露在外，竖列于墙体之中，历经一千多年仍完好无损。两座石碑，一座立于清嘉庆年间，另一座则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两座石碑清晰地记录了该寺庙的历史遗痕，以及面积变化等等。

    天宫古寺的汉代文化折射

    汉代扬州作为郡王、诸侯世袭封地长达四百年之久，加上漕运的拉动，加快促进扬州成为江淮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水运的兴盛

    汉代广陵境内湖泊众多，河网稠密，加之邗沟的开凿和运用，沟通了江水和淮水，水利资源十分丰富。一个以长江为中心、运河为纽带、湖泊为依托、淮河为终结的水利网络，在汉初就已完成，并成为一方黎民百姓的经济命脉。水利资源的丰富为汉代广陵人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而广陵人在开发利用江河湖泊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汉代初期，吴王刘濞为了繁荣经济、流贯财货，除了疏通利用邗沟水道进行交通运输外，还新开一条运河(后称运盐河)，这是专为运销两淮海盐所开的通道。至此，运河水系日趋完备，渐次畅通。水运，在发展汉代广陵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盐务的兴起

    汉初朝廷采取了盐铁开放政策，允许民间自由开发、生产、经销盐产品。广陵所在的吴国疆域广阔、海岸线长，东有海盐之利，北有淮盐之便，盐资源非常丰富。吴王刘濞利用了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围海煮盐”，煮盐业成了吴国的一大支柱产业，而刘濞充分利用这些盐业资源，发展盐业生产和经营，为吴国的财政收入提供了保障。吴国专门设置盐官来管理盐场事务，还在广陵城东北20里开凿了一条运盐河，自茱萸湾(今湾头)一直通海陵仓(今泰州)及如皋磻溪，和各盐场直接相连，形成了生产、运销一条龙体系。广陵盐业生产的迅速崛起，为广陵经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手工业发达

    广陵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品种繁多，制作精良。丰富的铜器，精美的漆器，细腻的玉器，众多的陶器，无不反映出广陵人的聪慧才智。铸造业、造船业、制盐业、制漆业、玉雕业，无业不精，无业不发。刘濞利用高祖“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萸钱”的政策，以及境内蕴藏丰富的铜矿资源，“开山铸铜”，大规模铸造钱币，甚至“销铜铸钱”，出现了吴国“钱布天下”、“富埒天子”的局面。

    铜镜的铸造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扬州出土的铜镜质地优良、制作精湛，既是生活用品，又是工艺精品，镜背的纹饰题材丰富、雕刻精细、种类繁多，是汉代工艺中的一朵奇葩。

    制造业勃兴

    汉初，吴王刘濞凭借境内铜矿之丰，师商周战国青铜工艺之长，在汉代“官工业”政策倡导下，广收天下能工巧匠参与青铜制作。史载扬州城西北72里处有大铜山，仪征县西北20里为小铜山，皆为吴王铸铜之地。其时，天下铜钱一半出自广陵，青铜器也是品种繁多、质精艺良。至今扬州各地的馆藏、民间私藏数量都颇有规模。吴国是水泽之乡，发展造船业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史载吴王刘濞利用江陵之木所造之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说明当时吴国的船载运量大，多于车载数十倍。武帝时，江淮间建立了庞大的楼船军，多次浮海从东方出击东越、示威番禺。这说明汉代广陵造船业的水平已达到能建造战船、海船的水平。

    制漆业异军突起，独领风骚。汉代漆器的制作工艺和广泛应用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扬州是全国极为重要的漆器生产基地之一。无论是制作方法、工艺特征，还是品种类型，无不反映出当时的制漆工艺水平的高超。其用途广泛、品类齐全，有生活用具、化妆用具、文房用具、娱乐用具以及兵器等，胎质有木胎、夹纻胎、竹胎、铜胎等。扬州漆器在类型、品种、纹饰、工艺、铭文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汉文化繁荣

    汉代扬州，不仅是东南地区的经济王国、商埠重镇，更是人才辈出、文化艺术极其繁荣之地。吴王刘濞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国力的措施：招集流亡人口，恢复农耕生产，东煮海水为盐，西开铜山铸钱，开挖运盐河沟通东西往来，免收更赋，广纳人才。吴国国力于是蒸蒸日上，国都广陵也随之进入历史上第一个繁华的时期。

    由于人口增加，市井繁盛，刘濞又将都城作了一次扩建，即在原城东北部外，加筑“东郭城”，广陵遂扩大为十四里半的周长。这座城沿用三百年，直到三国时期。对吴都广陵的繁华，后人鲍照在《芜城赋》中作了生动的追述：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孶货盐田，铲利铜山，才力雄富，士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划崇墉，刳浚洫，图修世以休命。

    可以想象出一幅汉代广陵城全盛时的图景：街道上的车辆多得车轴相撞，人们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到处是密集的住宅，歌声和音乐响彻云霄。人们煮盐种田创造财富，开山铸铜获取钱币，国家强大而富庶。这段描写展示了一个人丁兴旺、充满生气活力的南方都市。

    繁荣的社会经济带动了文化艺术的复兴与发展，汉代扬州不仅是东南的经济王国、商埠重镇，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地灵人杰，慷慨激昂、优美悲怆的诗篇，每每反映了广陵人的文才，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枚乘的《七发》、邹阳的《上吴王书》、刘细君的《悲愁歌》等等，都是汉文化大潮中最绚丽的花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枚乘所作辞赋《七发》，是反映古代扬州风貌最早的一篇文学作品，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其中对广陵潮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壮观景象的描述以及“七体”这一辞赋形式的创造，从各个不同侧面，交织成一首汉代扬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的光辉诗篇。《七发》也因此成为扬州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影响中国文坛千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