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陈从周

　　著名古建筑学家、园林学家，现代中国园林学开创者、奠基人，现代中国园林艺术集大成者——这是世人对陈从周的普遍认识。这一盛誉毫无疑问。早在1956年，他便出版了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学专著《苏州园林》，引起全国建筑界的关注。此后成果不断，直至《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他的足迹遍留江苏、浙江和山东。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即江苏、浙江古建筑的大总管。1980年，陈从周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为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修建了明式庭园“明轩”，以小见大、移步换景之功让美国人为之倾倒，一时间甚至在全世界掀起了中国文明热。此外，他还主持建造了宁波天一阁东园、上海豫园东部、昆明楠园等，无一不是深谙中国园林之道的精髓之作。

　　然而，把陈从周仅仅视为园林、古建筑学家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他从事园林是“半路出家”。陈从周的本行原是文史，21岁时他考入之江大学主修文史，在此后修复园林、古建筑的工作中，历史始终是他最重要的依据和目标；他还是散文家，先后编辑出版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等，今天人教版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说屏》便是他的名作之一；他师承张大千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便蜚声上海画坛，到80年代，他的画还被列入国宝之列，禁止出境；他酷爱戏曲，与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亦师亦友——陈从周83年的生命中，前30年如同学术界的“花花公子”，涉猎的学问既博且专，古今、中外甚至文理兼修，书画、诗词、散文、鉴赏、文史、戏曲等，都是大师级的。只是，这许多成就都被他在园林学上的成就掩盖了。

　　其实，陈从周投身于中国园林事业中，只是为自己所钟爱的传统文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载体，似乎也只有园林可以如此完美地承载美术、雕塑、建筑、词赋、文史和曲艺。于是，陈从周的人生便恰如他笔下的苏州园林：绚烂之极归于平淡。33岁之年，他皈依了中国园林并为之抗争至死。

　　“名园不可失周公，处处池塘哭此翁。多少灵峰痛米老，无人再拜玉玲珑。”这是陈从周先生去世后，他的好友、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写的悼亡诗。陈从周确是中国园林之幸，而从某种角度看，能遇到园林才是陈从周之福。

　　老夫依旧汉儒生

　　“老夫依旧汉儒生”，这是陈从周对自己的总结，充满自豪之情。说起来轻松，然而，当我们将人物放到20世纪中国的大背景下，这句话便显出了言者的巨大勇气和对民族的极大热爱。从某种角度上说，陈从周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似乎落后保守，其实超越时代。

　　陈从周一生坚持尊师重教，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他也多次冒着风险，为过世的老师送上挽联。80岁那年，老师王遽常九十岁祝寿会，当时暴雨雷鸣，他为按时赶到，一大早就动身，并以中国传统中最为隆重的叩拜大礼为老师祝寿。

　　陈从周的第一本书其实是《徐志摩年谱》。陈从周自幼崇拜徐志摩，两家又是姻亲，手边原始资料越积越多，为徐志摩立传的工作已经非他莫属。1947年开始，陈从周用业余时间编撰年谱，完稿时已是1949年5月，时局动荡，许多朋友都劝他不要再干这蠢事。陈从周请赵景深先生作序，他不肯写，而徐悲鸿先生则要他研究鲁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此书，陈从周费尽心思找到一家印刷厂，自费印成了500本，还答应免费为印刷厂工人上夜课。“文革”中，陈从周果然因为“为反动诗人徐志摩树碑立传”定下罪名，受到了批斗。对于这个所谓的罪名，他不仅问心无愧，简直觉得引以为豪，他说：“我是‘活该’，我只觉得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半个世纪后，这本最初无人问津的书渐渐显出了它的内在价值。此后包括《辞海》在内的几乎所有研究、撰写徐志摩生平和传记的文字，都是以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为蓝本。

　　全国大炼钢铁的时代，有人要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陈从周坚决反对，振臂疾呼，他说，苏州这座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当时北京批判梁思成，陈从周也被作为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在一场讲座中，他又乱说话了：“虎丘山只有三十多米高，为了领导人来，造了一条公路。领导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莫非这样一座小山都上不来？他们来是要游的，不是来走马路的。”他被扣上了“诬蔑共产党、丑化领袖”的帽子，自此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

　　但陈从周一直没学“乖”，对于自己坚守之处，他总是不可抑制地表现出“汉儒生”固执的一面。

　　1986年，上海市政府决定重建豫园东部，请陈从周主持工程。这是一个工作量很大、规格极高的园林工程。工程的难度在于，它不是新建，而是修复补建，如同一座名园的续篇。豫园的历史既是一种提示，也成了一种束缚。这时，陈从周已近70高龄，他同意接下这份工程。但同时又郑重地说：“我不要报酬，也不要车马保驾，我要的是指挥权。”在陈从周看来，工程最大的困难是官僚作风，在没完没了的行文、盖章下，有时为移树一类的小事，可能要等上一年半载。陈从周放弃了设计费和施工指导劳务费，两笔款项加起来，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为了豫园，他几乎是以一种空前绝后的方式取得了指挥权。

　　最终，豫园东部重建工程，从构思、设计、施工、选材、工艺都是他一人把关，每个工匠都经过考试选拔，工匠们每造一部分，他都仔细检查，不合要求的哪怕已经施工完的地方也必须拆掉重来，直到完美。

　　1918年，陈从周出生于浙江杭州。父亲为他取名郁文，字从周。名字来源于孔子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描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取这个名和字，是希望孩子的一生文才馥郁。父亲在陈从周8岁时病逝，只给他留下6个字的手书“毋忘水源本木”，这张条幅挂在家中堂上，陈从周日日看见，时时思考，年复一年地重新理解着这6个字。直到垂老，陈从周依然不能忘记这句话。

　　陈从周小学、中学、大学都就读于教会学校，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近乎于执拗。他一生喜爱穿着汉民族服装，常常是对襟褂子，布鞋一双。他不看外国电影，不听西洋音乐，对国人曾有的“出国热”大为不满。两个女儿请他去法国、美国居住，他说“我死也死在中国”。对国人不愿饮茶而好饮料大加讥讽，说“饮”字之下加一“料”字，与肥料、废料一样不讨人喜欢。

　　改革开放，当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时，他利用一切机会，为继承和弘扬东方文明摇旗呐喊。他的研究生，报考面试时都要加试一门“百科知识”。学生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他与学生谈人生、谈文学，还要求学生们都要听昆曲，喝绍兴酒，外国留学生也不例外。他自掏腰包请学生看昆剧，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

　　浙江海盐县境内的南北湖，陈从周曾撰文赞称：“比扬州瘦西湖幽深，比杭州西湖玲珑，能兼两者之长。”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南北湖周遭的工业、商业建筑用石需求大增，不少山民建起石厂，不分昼夜地炸山取石。陈从周听说后，不顾七十多高龄，冒着初冬的严寒，急急赶往南北湖。到达景区后，陈从周震惊了。山体千疮百孔，植被毁坏严重，更有人在山上捕捉珍禽异鸟，禽鸟几乎绝迹。

　　当地领导请陈从周吃饭，菜上桌时，看到一盘野味黄鹂，他愤而离去，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奔波呼吁。嘉兴市领导请他写字，他写的是“救救南北湖”。为海盐市领导作画，他的画上题了一句“在隆隆炮声中挥泪写之”。他前往上海市政府，希望政府出面阻止企业购买南北湖的石料。他还免费指导南北湖旅游建设，觉得只有景区建设起来，南北湖的百姓才能子子孙孙真正地靠山吃山。

　　他说：炸山采石是短命做法，这哪里是靠山吃山，这是在吃子孙后代的饭！他又说：振兴中华，必先绿化。他觉得，遵循“自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之一，毁绿就等同于抛弃传统文化。

　　直到1991年，陈从周在报上看到《南北湖自然风景区炸山捕鸟何时了》的读者来信，忍不住拍案而起，向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告了“御状”，南北湖风景区十三家石矿厂终于关停。今天，它已作为上海的后花园，成为旅游胜地。

　　这个时期，在“文革”中幸免于难的古典园林建筑，却在经济浪潮和大拆大建中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自然生态和人文景观遇到灭顶之灾。陈从周像“救火员”一样，四处“劫法场”，不少人恼他恨他。在散文《故居》中，陈从周劝道：“历史文化遗迹，我们不能破坏得太多，可保留的应该保留，给人们有个寻根的地方。我曾听得一个归侨说：祖坟挖掉了，祖宅毁掉了，家谱烧掉了，还有什么值得我寻根之处？想法过头一些，但亦应该认识这是人之常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这话并没有过分。”

　　暮年，为了力保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陈从周中风倒下，从此一病不起，逝于2000年。

　　在中国变化最为巨大的20世纪，陈从周始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文人，他一生的夙愿只有一个：希望中国“把根留住”。

　　今天的中国发展得更加理性了。有人正极力保护、传承着代表文脉的点点滴滴，但另一方面，承载着古中国文明的城镇、建筑、景色仍在遭受破坏，渐渐消失、渐渐庸俗。我们作为后人，必须读懂陈从周，了解他为之自豪的事物、为之奋斗一生的理由。这是陈从周用自己的一生留给我们的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