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世纪开始，禹的儿子启破坏了民主推选的禅让惯例，自袭王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夏朝奴隶主贵族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军队，制刑法，修监狱，筑城墙，建立了国家机器。公元前16世纪，夏朝最后一个王桀暴虐无道，奴隶们不断反抗他的统治。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乘机起兵攻夏，灭亡了夏朝。    商朝最早的国都在亳（亳音伯，今河南商丘）。在以后三百年中共迁都五次。公元前14世纪，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盘庚从"奄"（今山东曲阜）迁至"殷"（今安阳小屯），直至商朝灭亡。后人称这段历史为殷朝，此地也称殷都。殷都被西周废弃之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商朝最后一个王纣是个暴君，他穷奢极欲，创制“炮烙”之刑，严酷镇压人民，商朝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起来。    这时渭水流域的周族迅速发展。 周族的首领周文王重视农业生产，任用有才能的姜尚等人，势力逐步强大。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文王死后，儿子周武王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灭亡了商朝。周武王都城镐京，史称西周。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西周实行分封制。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定期朝见天子。通过分封诸侯，西周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西周还建立了宗法制度，规定天子、诸侯等的职位，只有嫡长子有资格继承，其他各子都要被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士。这样宗法制和分封等级制紧密结合，统治得以巩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到东边的洛邑，称为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周王室衰落，周天子名义上是各国共同的君主，实际上地位只相当一个中等国的诸侯。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国家用武力兼并小国，大国之间也互相争夺土地，经常打仗。战胜的大国诸侯，可以号令其他诸侯。这种人称做霸主。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中国进入战国时代。
    据载，夏人以木器翻土，以石刀、蚌镰收割，因当时铜很珍贵，还未用于农业生产。那时人们已不再消极适应自然，积极的开河道，防洪水，有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且有规则的使用土地，人们的天文历法知识也逐渐积累起来，今天的农历又叫“夏历”，就来源于夏朝。到商朝时，历法更加完备，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0天，小月29天，闰年增加一月，称为“殷历”。商人开始使用甲骨文，手工业已很发达，青铜冶铸、制陶和玉石雕刻业都有很大发展，已有各种行业的作坊。西周时期，农业进一步发展。粮食和其他作物的品种增多了，主要粮食有黍、麦、稻等。桑麻的种植很普遍，麻布和丝绸是当时的衣料来源。那时已有人工灌溉，开始使用绿肥，还知道灭杀害虫，使得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周代手工业种类多，分工细，包括青铜制造、制陶、纺织业等，号称“百工”。商周的青铜器造型美观，生动逼真，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春秋以后，铁制工具的出现改变了生产方式，土地渐转到私人手中、城市兴起，货币经济得到发展。   周代是我国文化勃兴的时代。周公旦为西周置礼备乐，辅佐周成王和周康王，使周朝出现了最太平、最富裕的时期，史称“成康之治”；西周末年，奴隶制开始瓦解，这种社会的变革使文化的空前繁荣，出现了老子，孔子的等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夏、商建筑
    传说中的夏代的建筑遗址尚在探索中。已发现的此期最早建筑是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对它的文化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另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早期属夏文化,晚期属早商文化。（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三千五六百年，约为夏代末年。据载，夏末桀居斟寻，二里头遗址可能就是夏桀的都邑斟寻）已发掘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有宫殿建筑基址、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遗物。

    二里头宫殿建筑遗址已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庭院呈缺角横长方形，东西108米、南北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在整个庭院范围用夯土筑成高出于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台面，可见为在湿陷性黄土地上建大屋而不致沉陷,此时建筑上已大量应用夯土技术。庭院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顶应是最为尊贵的重檐庑殿顶。《考工记》和《韩非子》都记载先商宫殿是"茅茨土阶"，遗址也未发现瓦件，故殿顶应覆以茅草。 前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阔七间的大门一座，在东北部折进的东廊中间又有门址一处，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

    在一号遗址东北为2号宫殿基址,殿堂同样建在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只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又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在古代，“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是王都所在地。

    位于湖北黄陂盘龙湖畔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它面积约1.1平方公里，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后。古城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基宽21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是以每层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

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上层宫殿群的营建是先筑成高大的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号、2号基址已经发掘。1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约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可复原为重檐庑殿顶建筑，屋顶覆以茅草。2号基址南距1号基址13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1号基址整齐。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基址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它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之宏伟，出土文物质量之精，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宫殿区”发现有54座王宫建筑基址，是殷都城内经过多次修建的一项宏伟工程。宫殿的建筑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阶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解放后建立的就建在殷墟宫殿区遗址上，苑内建有仿殷大殿，大殿夯土台阶，重檐草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古朴凝重。

墓葬
    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墓内填土经夯筑,遗物被盗。墓有的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还有漆棺残皮。盘龙城遗址发掘的大贵族墓有精致的雕花木椁，椁内有棺。有殉人或殉狗，随葬品有鼎、鬲、爵等青铜礼器，钺、戈、矛、刀等青铜武器和戈、笄等玉器和大量陶器。

城市建设
    西周洛邑王城位于今河南洛阳，遗址已荡然无存，只能依《考工记》及其他文献大致推测。《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宫殿位于王城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将太庙和社稷挟于左右，说明西周时君权已凌驾于族权、神权之上，中国宫殿的总体格局已大体初定。

宫殿建筑
  已发掘周代建筑基址有山西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二处。  在山西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是周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周人自古迁至周原,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在贺家村北,包括董家、凤雏村、朱家在内有一座周城遗址，云塘村亦有四方周城一座。
    凤雏建筑基址有2组:甲组建筑坐北朝南,面积1469平方米,是一座高台建筑。建筑分前后两进院落,沿中轴线自南而北布置了广场、照壁、门道及其左右的塾、前院、向南敞开的堂、南北向的中廊和分为数间的室(又称寝)。中廊左右各有一个小院,室的左右各设后门。三列房屋的东、西各有南北的分间厢房,其南端突出塾外,在堂的前后,东西厢和室的向内一面有只廊可以走通,整体平面呈日字形。此处建筑的墙用黄土夯筑而成,一般厚0.58～0.75米。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墙皮厚0.1厘米,表面坚硬,光滑平整。从基址上的堆积物推测,屋顶结构可能是采用立柱和横梁组成的框架,在横梁上承檩列椽,然后覆盖以芦苇把,再抹上几层草秸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屋脊及天沟用瓦覆盖。此外这组建筑还附有设排水设施。乙组基址位于甲组西侧,坐北朝南,墙内发现有柱础石,建造结构与甲组宫殿相同。
    岐山宫殿是中国已知最早最完整的四合院,已有相当成熟的布局水平。堂是构图主体,最大,进深达6米,堂前院落也最大,其他房屋进深一般只达到它的一半或稍多,院落也小,室内和院落一般都有合宜的平面关系和比例。室内外空间通过只廊作为过渡联系起来。各空间和体量有较成熟的大小、虚实、开敞与封闭及方位的对比关系。这种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式，规整对称,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具有统率全局的作用,使全体具有明显的有机整体性,体现一种庄重严谨的性格。院落又给人以安定平和的感受；这种把不大的木结构建筑单体组合成大小不同的群体的布局，是中国古代建筑最重要的群体构图方式,得到长久的继承。

  召陈建筑基址已发掘出15座,布局不按中轴对称,总体规划不甚严谨。其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是3号、5号和8号。3号基址也是一座夯土高台建筑,台基高出当时地面0.7米左右,东西长22米,南北宽14米。东西有7排柱础,南北纵列5～6个柱础。2号房基的东边和南边保存有用小河卵石铺成的散水,宽0.6米。遗址出土大量的瓦,种类分为板瓦、筒瓦和瓦当3种。板瓦和筒瓦又分为大、中、小三型。板瓦的正面饰细绳纹,筒瓦的正面饰三角纹和回纹。有些板瓦和筒瓦正面和背面带有固定位置的瓦钉或瓦环1～2个。瓦当均呈半圆形,分素面和花纹两种,花纹一般为菊花纹和回纹。

  对这两处建筑基址的年代和性质在认识上还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它应始建于周初,毁于犬戎战火,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都属于西周中晚期,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住宅。

春秋、战国建筑
  春秋时,各国兴建了大量城市和宫室。宫室都属台榭式建筑,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藉助土台,以聚合在一起的单层房屋形成类似多层大型建筑的外观,以满足统治者的侈欲和防卫要求。此后的战国时出现了更多的城邑、宫室。战国都城一般都有大小二城,大城又称郭,是居民区,其内为封闭的闾里和集中的市;小城是宫城,建有大量的台榭。此时屋面已大量使用覆盖,晚期开始出现陶制的栏杆和排水管等。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战国建筑可以河北平山中山王陵为代表。它虽是一座未完成的陵墓，但从墓中出土的一方金银错《兆域图》铜版，即此陵的陵园规划图，仍可知它原来的规划意图。中山王陵有封土，同时在封土上又有享堂。据《兆域图》和遗址，复原其当初形制是外绕两圈横长方形墙垣，内为横长方形封土台，台的南部中央稍有凸出，台东西长达310余米，高约5米；台上并列五座方形享堂，分别祭祀王、二位王后和二位夫人。中间三座即王和二位王后的享堂平面各为52×52（米）；左右二座夫人享堂稍小，为41×41（米），位置也稍后退。五座享堂都是三层夯土台心的高台建筑，最中一座下面又多一层高1米多的台基，体制最崇，从地面算起，总高可有20米以上。封土后侧有四座小院。整组建筑规模宏伟，均齐对称，以中轴线上最高的王堂为构图中心，后堂及夫人堂依次降低，使得中心突出，主次更加分明。中国建筑的群体组合多采院落式的内向布局，但也有外向性格较强者，中山王陵虽有围墙，但墙内的高台建筑耸出于上，四向凌空，外向性格就很显著。封土台提高了整群建筑的高度，使得从很远就能看到，很适合旷野的环境，有很强的纪念性格，是一件优秀的建筑与环境艺术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幅用正投影法绘制的工程图（距今2300年,世界上最早的正投影图是埃及金字塔的平面图，距今5000年）。图上所标方位与现代地图相反，为上南下北，图上文字均用战国时期的文字“金文”书写，图上所有线条符号及文字注记均按对称关系配置，布局严谨；图中的尺寸采用“尺”和“步”两种单位表示，比例尺约为1比500。此图不仅表明当时的制图水平，还告诉人们当时的建筑是先绘制出平面才施工的。

先秦建筑技艺
    商周是中国建筑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中国建筑的某些重要的艺术特徵,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屋顶在立面占的比重很大。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各国文化不同,建筑风格也不统一。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
  商代较大的建筑主体用木骨泥墙为承重墙,四周或前后檐另在夯土基中栽植檐柱,建一圈只廊或前后檐廊。并且商代已出现了夯土城墙，城市布局已初具雏型。在商代后期遗址的较小的建筑中,还出现了坯砌的承重山墙。西周都城中的宫殿情况不明,但周原遗址说明当时是以檩架为主梁架。建筑台基以草泥制土坯砌筑,西周中期已出现了面积达280平方米，最大面阔5.6米，全部瓦屋顶的大型木框架房屋,夯土墙只起保持稳定和围护作用；湖北春发掘出的周代遗址则明确地说明干阑结构已普遍应用。至此,中国古代建筑中使用木构架，采取封闭式有中轴线的院落式布局这两个主要特点已初步形成（但直到隋以前仍有大量建筑是夯土承重墙的土木混合结构）。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木结构成为主要结构形式，高台建筑发展，战国时期留下许多城市遗址，反映了当时城市建设的发达。许多城内留下了巨大的夯土台，证实了文献中“高台榭，美宫室”的记载。足见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时代 建筑也未曾落后。现存一些战国时代的铜器上保存着线刻的建筑形象，是现知最古老的建筑立面图(也许是断面图)，有踏步或坡道、屋顶、柱、梁，根据细部仍可断定是纵架。

    西周青铜兽足方鬲上表现出了当时建筑的局部形象如栌头、门、勾阑；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一件铜案、 四角铸出精确优美的斗拱形象。由此可知当时建筑己使用斗和拱。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西周已出现板瓦，筒瓦，开始是屋顶局部用瓦，后来便全覆以瓦。砖和彩画出现，关于彩画最早的记载是《论语·公冶长》中“山节藻棁”一语，意为如山形之斗（画有山形图案？），饰以海藻形花纹的短柱，它反映了春秋时期柱子表面已绘有花纹。

    在挖掘这一时期的建筑遗址时，常常出土一些铜建筑构件。这就是所谓的“釭”，或称“金釭”（釭音杠）。在周代，榫桙技术还不成熟，在木结构的结点上须加釭进行加固，或用其连接木构件。这些釭上通常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后来木结构技术有了进步，釭不再是必须物，但作为一种装饰物它却保留了下来，并发展为一种装饰性的釭。因为在当时还在使用夯土承重墙，可以推测，在用于拉固夯土墙的木制“壁带”曾上大量使用过这种装饰性的釭。

    此时期建筑出现等级别制，设立了掌管土地，负责土地测量、道路工程，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员“司空”，伟大孔子的在鲁国为官时就当过“司空”。

  我国古人席地而坐，有类于现代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室内以床为主，地面铺席；再后来出现屏、几、案等家具，床既是卧具也是坐具，在此基础上又延生出榻等。
  商代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髹漆技术，并被运用到床、案类家具的装饰上。从出土的一些漆器残片上，可以看到丰富的纹饰，在红地黑花之外，还镶嵌象牙、松石等，其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到战国时家具的制造水平有很大提高，尤其在木材加工方面，出现了象鲁班这样的技术高超的工匠。由于冶金、炼铁技术的改进，木材加工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革，出现了丰富的加工器械和工具，如铁制的锯、斧、钻、凿、铲、刨等等，为家具的制造带来了便利条件。当时主要的家具品种是几、案等。其中木制品大部分都以漆髹饰，一则为了美观，显示家具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二则是对木材起保护作用。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坐、跪于地上，所以几、案都比较低。在河南信阳出土的彩绘大床，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床形实物。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使用屏风的记载，它起到分割空间、美化环境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其制作和髹饰都已相当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