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号窟为何整体完全移位? 　　●造像曾经至少在万躯以上?　　 ● 羊头基座造像碑有多罕见?

　　“泫氏，二汉，晋属上党郡治，有羊头山。”《魏书·地形志》中的这句话，是高平羊头山最早见于文献的记载。与之相对应，羊头山顶有一座著名的造像塔，塔座被雕成头尾清晰的伏羊状，羊背上驮着一块平面呈方形、四面皆有佛龛的造像石，其上覆盖着一块四注水式的石质屋顶，经专家判定凿于北魏时期。

　　因有造像塔而名羊头山，还是因整座山的形状类似羊头而得名……尽管众说纷纭，但羊头山的名气叫响于北魏时期，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专家推断，北魏太和年间(477年-499年)，羊头山已有较大规模的佛教活动。

　　如今，散布在南面山坡上的石窟、佛塔及清化寺遗迹，即证明了当年香火的旺盛。这些建造于北魏至隋唐年间的佛教遗物，奠定了羊头山在佛教文化传播和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堪称晋城独一无二的国之瑰宝。2006年，这座石窟群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日，记者探访了羊头山。

　　奇人盛赞羊头山

　　“羊头山在今山西之南境泽潞二郡交界，高平、长子、长治三邑之间……山高千余丈，磅礴数十里。”这段文字，出自明朱载堉的《乐律全书·羊头山新记》。

　　说起朱载堉(1536年-约1610年)，其经历颇为传奇：他是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早年从舅父何瑭习天文、算术，后因皇族内讧，父获罪，锢之凤阳，遂筑土屋于宫门外，独居19年，专研乐律、数学、历学。奇的是，父死后，他不肯承袭爵位，而以著述终身，成为明代著名的律学家、历学家。《羊头山新记》，正是他游历上党、考察羊头山秬黍与汉代律历发展关系时所写的游记。

　　由晋城市区出发，沿207国道向北驱车近60公里，顺着道路两边“羊头山风景区”的标志，很容易就将车开至羊头山下。羊头山正面高峰凸起，左右山脉前伸，形如箕掌。由神农庙向西，顺一条砂石岩铺就的步道登山而上，石刻造像就分布于山腰和山顶。

　　与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不同，羊头山上没有大面积裸露的陡直岩面，而有许多小型的沙石岩体，分布在半山腰至山顶之间，羊头山石窟就雕刻在这些沙石岩体上，现存洞窟9个，摩崖龛像3处。此外，还有石塔6座，造像塔一座。在半山腰的清化寺遗址主殿，还存有三尊唐代石雕佛像。“石窟”是石窟寺的简称，是属于佛教寺庙建筑的一种，其特点就是依山崖、巨石开凿而成。“石窟寺最早起源于印度，为僧侣们修行的场所。”晋城市博物馆馆长张广善说，“大约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后，逐渐形成了‘毗诃罗’和‘支提’。”“‘毗诃罗’是用来供佛、讲经、辩论，进行佛事活动的石窟。在这样的洞窟里，往往左右还开凿有小的洞窟，供僧侣们居住、诵经、修行使用。”张广善说，“‘支提’是佛学传入中国后，被逐渐中国化的新型石窟，也就是带有雕像或佛塔的石窟。由于佛教中的石窟从印度传来时，本身就具有寺院、塔庙之意，人们便把石窟叫做石窟寺。”

　　石窟群散布山上

　　羊头山现存石窟9个，其中包括四十余洞窟和多处摩崖造像，总计造像至少在万躯以上，因此羊头山又有“万佛洞”之称。

　　张广善说，羊头山石窟的具体开凿年代，专家考证后认为大致可分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至二十年间(486年-496年)、北魏晚期(约516年-534年)、北齐至隋时期 (550年-618年)、唐中期四个时期，“其中第二期北魏晚期，是羊头山开凿洞窟的高潮期。”

　　沿着沙石岩铺就的石梯向上攀，没多久，出现一座小巧别致的石窟，这就是凿于唐玄宗时期(713年-755年)的1号窟。窟内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七身组合，佛像面相丰圆，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施降魔印，右手施说法印。佛的莲座下还有两个供养人屈膝而跪，仰首恭敬。两旁的菩萨一个头戴花冠，身体直立;一个头束高髻，身体扭动成“S”形。两侧天王身着甲胄，脚踏鬼魅，威武十足。

　　距1号窟不远处的2号窟，是凿于隋唐时期的石窟，佛和菩萨均体态丰腴。有趣的是，菩萨还出现提胯扭臀的现象。

　　再往山上前行，石窟的佛像面相变得清瘦起来。原来，这就是羊头山上的北魏石窟群。规模最大的当数5号窟，开凿于一块东西长的巨石之上，东崖面开凿一小窟,南崖面开凿一大窟和一大龛。整块巨石上遍布小龛，开凿者见缝插针，不放过一块空余地方，这种雕凿手法就是羊头山石窟的特点。石窟中部的大龛内，雕有释迦、多宝两佛并坐像，形象古朴，宽肩细腰，身体硕壮，双手施禅定印。虽然佛像头部已被凿毁，但它却是羊头山石窟最早的龛像之一。

　　张广善说，北魏太和年间开凿的石窟均为摩崖龛像。除5号窟的大龛外，还有三处龛像也开凿于这一时期，均分布在5号窟、6号窟。北魏早期的龛均作圆拱敞口式，一般不雕饰龛柱和龛楣，龛内多为一结跏趺坐佛，佛两侧各有一胁侍菩萨，造型古拙。

　　5号窟顶部有两座唐代石塔，石塔中间有一大佛作跏趺坐式，可惜头部不复存在。东面和南面的洞窟平面均呈横长方形，四角攒尖顶，三壁三龛，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佛作馒头状高肉髻，身体修长，面相长圆清瘦。菩萨像头有束髻、扎宝缯两种形式。遗憾的是，不论是佛或菩萨，已很难找到完整清晰的头像。

　　在5号窟的左前方，一块高大厚重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石碑高4米、宽1米，碑身满雕佛像，据说共有小佛像2240余尊，被称为“千佛碑”。碑底雕有龛5个，南面一龛较大，雕一佛二菩萨。左右菩萨袒露上身立于莲座上。此碑从造型风格上看，是典型的北魏风格。千佛碑的背面有六排规则的窟窿眼，据说是盗贼曾试图将该碑盗走时所凿，多亏当地百姓保护，盗贼才未得逞。

　　3号、4号、6号、7号石窟，依山势依次分布在5号窟的前后，形制大体相仿，只是规模略小。8号窟、9号窟分布在羊头山西峰之巅。让人奇怪的是9号窟，在前往寻找的步道上，看到一长方形石窟倾倒在路边，原来就是被当地村民称为“油篓洞”的9号窟。而据有关专家考证，“油篓洞”属误传，应为“游履洞”，是北魏时期为纪念炎帝曾游履羊头山而凿。窟内共雕小佛龛百余个，每行间都刻有供养人。9号窟四角攒尖顶，顶中间雕饰直径40厘米的莲花，但不知是何原因，竟像无根之草，倾斜90°，整体完全移位。

　　僧徒善众雕凿而成

　　提起石窟，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北部大同云冈石窟和南部的洛阳龙门石窟。巧合的是，不论是从开凿时间，还是从地理位置上看，羊头山石窟均居于二者之间。

　　“进入北魏时期，晋城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张广善说：“北魏时期崇尚佛教，国都由平城(大同)南迁，晋城是必经之路，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此时不断出现在晋城各地。”他介绍，太和十七年北魏孝文帝由平城南征迁都，就是经羊头山一带抵洛阳的。迁都洛阳后，北魏官员亦常冬居洛阳，夏还平城，频繁往来于两京地区，晋东南正是这一交通线的重要中转站，两京地区的佛教和石窟造像，对于羊头山石窟的开凿无疑产生了较大影响。因而，羊头山石窟兼具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特点并不足为奇。

　　被称为石窟寺的石窟，一般与寺庙并存，是佛教思想和艺术的载体。据明朱载堉《乐律全书·羊头山新记》的记载可知，羊头山的清化寺,　建自魏孝文帝太和之岁，隋末寺废,唐武则天天授二年重建。史料记载，北齐、隋间的高僧慧远曾在清化寺弘扬佛法，清化寺便是当时闻名遐迩的著名寺院，羊头山石窟很可能就是清化寺的附属体。

　　“其巅有石，状若羊头。覻向东南，高阔皆六尺，长八尺余，山以此石得名。”明朱载堉在《乐律全书·羊头山新记》中，对羊头山得名进行了形象的描摹，却也勾起人们的不少疑惑。

　　在羊头山巅“秦高岭”上，记者见到了这座以伏羊为底座的北魏造像塔。以羊头为基座的造像碑在全国极为罕见，据说与始祖炎帝神农部的羊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造像塔高2.2米，由砂岩雕凿而成。基座是头南尾北、一只角弯如环，俯卧于地的大绵羊。羊背上驮着一块方形的造像石，造像石四面都凿有佛龛，皆为一佛二弟子。图中佛像结跏趺坐，几乎占满整个画面。两位弟子身材瘦小，立于佛龛的两个斜角。

　　对于造像塔，我省作家谷峰在《高平发现炎帝陵》中认为，在竖立的巨石上顶长方形石板或石料，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地有多处发现，被一些考古学家称为“日石文化”，认为是新石器农耕文化的祭祀性遗存。有分析认为，羊头山造像碑顶部的这块石头，可能是炎帝部族羊图腾崇拜的产物，只是北魏时期被移植到了造像碑顶部。

　　到底是何人主持雕凿了羊头山石窟?从羊头山石窟洞窟规模均不大的现状来分析，张广善排除了与官府有联系的可能性，“应当出自当地僧徒和世俗善众之手。”

　　“布施者姓名：王春、马状生、李沙门、李儿、屠毕文、李尊伯、李廻等、邵惠来。天保八年九月。”在羊头山3号窟5号窟，至今仍留有当年布施者的题记，其中3号窟还留有具体的年份落款。“天保”为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八年为公元557年，有力地证明了3号窟为北齐至隋时期所凿。尽管不是北魏时期雕凿，但其雕刻风格与北魏石窟一致，故民间雕凿羊头山石窟，当无疑议。 ■